75岁的白先勇从远处走来，礼节性的问候中带着昆曲生旦亮相的雅致，黑色唐装大滚大镶着云纹袖口，这些细节让人想到他全球巡演的《牡丹亭》。但是，这次他要谈的不是昆曲，而是他的父亲白崇禧，一位在历史的迷障中有着多重影像和毁誉的军人。
1987年，50岁的白先勇再一次踏到上海的土地时，距他离开这里，已过去了38年。这一次回到大陆，他寻找到了1945至1948年随父亲来沪时住过的三处旧居;他看了昆剧《长生殿》;他写出一篇不同于以往小说创作的文字《惊变》，分别刊载于台湾当年12月号的《联合文学》和次年上海《文汇月刊》元月号;他成为1988年《文汇月刊》元月号的封面人物。
《惊变》的文字，在1988年初入中国读者的视野，犹如一场“惊艳”——离开革命文学体验不久的大陆读者当时正处于伤痕文学阅读中。
25年前的上海之行，开启了白先勇后半生的两项使命。拯救和推广昆曲，以及，为父亲写一本书。
为父亲写书
白先勇为自己的父亲白崇禧所作的书写了大约十年，在海内外多次被媒体问起，什么时候收官，是否已能出版。
可是，由于每遇到一点新的资料，就要纳入其中，所以在《养虎贻患——父亲的憾恨》《白崇禧将军身影集》都陆续面世后，这部一再被人问起的传记还在不断地修改中。以至于动笔的确切时间，白先勇已经不记得了。
为父亲白崇禧写一本书的想法，最初产生于1990年代初。
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出版物中称曾经为白崇禧做过128次口述(白先勇记忆中是132次)，最后一次口述是白崇禧去世前8天，这些内容就是历时4年记录下来的《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这部口述历史由于白崇禧的猝然离世而中断，“很重要的国共内战还没讲到，他就走了，民国史因为两岸政治立场不一样，很多都被曲解了”。
“这是一部不完整的历史”，白先勇说。国内战争年代中的许多曲折，国军在抗日和内战中的一些决策还没有从白崇禧的视角表现出来。国军的这位悍将非常特殊，他一边是蒋介石“四·一二”清党的执行者，还跟共产党打过内战;一边又同蒋介石有矛盾，北伐胜利后桂系跟蒋系打了7年仗，白崇禧曾被迫流亡安南(今越南)，1936年还策划过“倒蒋”;卢沟桥事变后第7天，却被蒋介石的专机接到南京，参与抗战。
“北伐之后我父亲的许多动向，都与后来的历史走向有关，但是有很多时刻，这边也不讲、那边也不讲，很重要的历史时刻被埋没。”
对于“四平之战”，国民党初到台湾时也总结过，但是作为历史不再讲了。白先勇为了作传曾走访过当年的一些将领，他们也说这场战役“关键哪!关键!”可就是没人敢写，也没人检讨过。白崇禧也向白先勇多次讲到这场战役。所以，白先勇认为“这一类事情，我该写出来，因为别人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