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黄祸论”的兴起,还与列强之间在瓜分中国和争夺世界霸权的过程中,为缓解彼此矛盾、或者为挑拨对手与他国之间的关系有关。这一问题,笔者另有专文探讨,兹不赘言。
四、黄祸论的影响
“黄祸论”在东西方社会都产生了较大反响。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黄祸论”,西方社会也非铁板一块。在美国排华风潮中,就有美国公民对强加于华人的种种不实之词“说不”,他们指出,中国是个“有礼貌的”、“脾气性情非常平和”的民族,并非什么“祸患”。而画了“黄祸图”的德皇,还曾被人讥笑为“神经质的”、“常常被突然的冲动所支配”的人物,列夫・托尔斯泰甚至称他为“我们时代最可笑的人物之一”。遗憾的是,这些声音,在“黄祸”的喧嚣声中显得极其微弱,以至被淹没。结果,“黄祸”愈炒愈烈,华人的地位愈来愈低,中国的形象愈变愈丑陋,以至在美国,侮辱、戕害华人成为“不需要理由”的家常便饭。华人因此而伤亡的人数,损失的财产难以估量。以1885年美国怀俄明州石泉城发生的屠杀华工事件为例,当时就有“28人被残杀,15人受重伤……被焚烧和抢劫的华工财产共147,748美元”。汹涌的排华风潮促使美国国会在1882年通过了第一个排华法案,宣布“绝对禁止华工入境十年”。而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东南亚各地,也在“黄祸”声中,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排华浪潮。
对于“黄祸论”,中国方面也非毫无反应。在美国排华风潮中,曾有华工向清政府反映“华工有'十苦'”,希望予以解救。国内也有士人撰文披露华工苦状,抨击西方殖民当局挑动土著与华人矛盾、残害华工的罪行,要求清政府对“出洋华民必须设法保护”,并警告,如果对此不闻不问,“恐致漓涣”。清政府也通过外交途径,对排华行径表示“抗议”;驻外使领人员则对各地排华事件进行调查,并提出赔偿要求。例如,石泉城大屠杀期间,驻美公使郑藻如就立即要求美方“赔偿损失并惩处罪犯”。李鸿章对中国劳工遭受蹂躏也“感到不安”。在中美1880年修改条约谈判中,中国代表李鸿藻和宝鋆曾向美方指出,“中国的移民是美国经济的勤劳而又廉价的劳动力的一个来源”,并警告说,美国的排华行动“将危害美中两国之间互相有利的经济关系”。然而,由于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清政府的外交努力并没有什么成效,华工与士人的哀告和呼求,自然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总之,西方社会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黄祸论”,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以及社会现实根源的。当时,中国深处贫弱的深渊,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面临亡国灭种之惨祸,在这种情况下,“黄祸论”的出现,无疑是别有用心、不怀好意的。它或是西方种族、文化自大狂的写照图,或是列强企图宰割中国的自供状。它玷污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毒化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更为恶劣的是,直至今日,它仍阴魂不散,不时飘浮于世人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