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黄祸论”形成的文化根源
除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由来已久的负面评价以外,“黄祸论”的兴起,还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
首先,它源于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感。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说,“也许我对我的民族的肤色有些偏爱,这种偏爱对人类来说也是很自然的。”然而,“黄祸论”者则把这种“偏爱”夸到了极至。在他们看来,高加索人种具有“最充分发展的大脑”,是世界上“最优等的种族”,而中国人则是上帝所创造的所有种族中“最劣等”的种族,他们已经“定型化了,固定化了”,并且“已经达到了四千年的罪恶的顶点”;他们“脑容量较小”,“没有能力建立自由政体”,“永远不能达到成为自由民、并且明智而体面地利用选票选最好、最纯洁的人来统治和管理他们那样的崇高地位”。他们“野蛮、没有人道观念、奴隶般服从”,“冷酷自私,几乎没有同情心或慈悲心”,而且又“极端的贫困”,是随时都可能泛滥成灾的“黄祸”,必须把他们限制在自己的家门口,以防止他们和白种人接近。这些西方人认为“从生理学的观点看……第一条自然法则就是保持种族的纯洁”,如果让劣等的“中国佬”与优等的白种人接触,就会“使我们自己的血统降低”,“使我们退化并且阻碍我们的成长,或许永远会威胁我们和影响我们”,最后,“将会使我们的国家退化”。
其次,它还源于西方社会由来已久的文化优越感。“黄祸论”的鼓吹者们极力贬低、歪曲中国文化,蔑称中国文化是劣等文化,已经“达到了一种文明……的罪恶的顶点”;“中国的宗教是一种纯粹的宿命论”,他们“遵循着传统和祖先的根深蒂固的惯例,以禁欲主义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来对待一切欲望和环境”;他们“仇恨外国人”,“毫不关心外面的世界,不关心外面世界的战争、进步、文学以及这个世界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他们“有种种稀奇古怪的坏行为,有种种孤僻的习惯”,“使自己沉迷在自满和旧传统之中”,“在一切环境中和一切变化之下仍然保持着他们特有的民族性,而到国外求生时,他们所希望的也是获得一笔足以过舒服日子的财产,然后返回孔夫子的国家。的确,他们对那个孔夫子的国家的依恋之情是如此深厚,以至具有这样的了解时才离开,这就是:如果他们死了,他们的遗骨要运回祖国去埋葬;因此,中国佬虽然身在我国,却并不属于我国”,他们“不可能被同化”,“宁可被消灭,也不愿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采用西方文明”;他们的“庸俗的奢靡之风”和“实用社会主义的目的”,“从来没有超出过满足物质需要”,如果让这种“劣等因素”在世界泛滥,“将会损害我们的文明”,使“生活完全消磨在劳动中,生活的报酬仅只是满足肉体的需要这样的景象就将不再被认为是可厌和丢脸的了。”这“乃是对世界的真正威胁”。
最后,它还源于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在交流过程中的碰撞和误解。“社会文化体系的差别与生存环境及资源有关;与诸如语言、礼仪和习惯等活动领域所固有的可行性范围,以及与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有关;并与社会发展程度有关。”毋庸讳言,由于生存环境、风俗习惯以及发展程度的不同,东西方文化差异极大,两者在接触中往往因误解引起冲突。据研究,中国晚清的一些教案,就是因“谣言”而起。就西方社会来说,“黄祸论”的兴起,与其对东方文化的误解,实际上也有着某种程度的关系。比如,“叶落归根”是中国人的普遍信念,而西方人对此却大为不解。美国人就对在美做工的中国人至死都要“回到孔夫子的老家”,却“不愿加入美国国籍”而大惑不解,认为这是中国人对美国“认同感不强”。又比如,由于种种原因,海外华人往往聚居于“唐人街”。西方人觉得华人“不受市政当局的管辖”,神秘兮兮的,似乎有所不轨。而“唐人街”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又给一些排华分子以口实,使他们能轻易地把唐人街妖魔化为“火灾、堕落和污秽的渊薮”,“污染了所接触的一切,危害了较大社区的健康和安全”。这些误解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西方社会对华人的“消极印象”,使得他们觉得华人“不可同化”,“因此对于国家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