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黄祸论”在西方社会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甚嚣尘上。令人遗憾的是,这一问题,我国学界虽有所研究,却仍很不足,特别是关于这一滥言的形成根源及其影响,更是付诸阙如。实际上,作为一个在西方喧嚣了数十年的论调,它的形成,有着其深刻的历史的、文化的和社会现实的根源,并产生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本文试就此作一探讨。
一、“黄祸论”形成的历史根源
历史地看,“黄祸论”的形成,与西方社会对中国由来已久的负面评价不无关系。
毋庸讳言,西方社会也曾对中国产生过乌托邦式的颂扬与敬仰。从马可・波罗、门德萨,到莱布尼茨、伏尔泰,中国都是一个令人向往的人间天堂。中国城市的道路“四通八达”,河流“千帆竞发,舟楫如织”,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最富裕的地区”;中国人民“爱好和平,讲究礼貌”,“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东西是道德与法律。”中国,多么完美啊!
然而,随着西力东渐,中国一度拥有的光环消退了。1719年,英国作家笛福推出了他的《鲁滨逊漂流记》续篇。这次鲁滨逊来到中国,感到中国人“无知又肮脏”,“而且又组织得不好”,他们的航海、贸易和农业“很不健全”,知识与科学技术“相当落后”。随后不久,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安森(GeorgeAnson)在其1748年出版的《环球旅行记》中又向欧洲展示了一个“欺诈、贫困、堕落、愚昧无知又冥顽不化”的中国形象。同一年,法国大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的巨著《论法的精神》中,对中国这个“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的“专制帝国”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中国的原则是“恐怖”,“只有使用棍棒才能让人民做些事情;中国人“自然地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他们“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他甚至说,“在中国,欺骗是准许的。”
如果说,上述人等的言论还没有颠覆中国的形象的话,那么,随后的情形则完全不同了。1795年,斯当东出版了《英使谒见乾隆记》。他以马嘎尔尼使团在华经历为“根据”,向欧洲展示了一个“几百年或上千年都没有进步”的“泥足巨人”的形象。在他的书中,中国“商人欺骗,农民偷盗,官吏敲诈勒索他人钱财”,人们“生活在棍棒竹板的恐惧中,他们禁闭妇女、残杀婴儿、奸诈、残酷、胆怯、肮脏,对技术与科学一窍不通,对世界一无所知”。稍后不久,黑格尔再次给中国形象一记“重拳”。黑格尔称,中国虽然“具有悠久的历史”,是“世界历史的起点”,但是,中国却没有发展,它“停留在空间上”,是一个“仅仅属于空间的国家”,它“在历史之外”。至此,中国在西方的形象基本定型。中国不过是“一具涂了防腐材料的木乃伊”,成为污蔑与嘲讽的对象。不幸的是,随后发生的两次鸦片战争,似乎也为此找到了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