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黄祸论”形成的社会现实根源
19世纪末20世纪初,“黄祸论”之所以甚嚣尘上,更主要的,还在于其实实在在的社会现实根源。这种根源,除了列强在义和团运动后企图瓜分中国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上的根源。19世纪50代后,由于中国战乱频仍,困难重重,同时,适值东南亚和南北美洲劳动力需求大增,华工出国开始蔚为潮流。据统计,50年代,仅澳门一地就有约50万华工出境。至70年代,华工出国人数更是急剧上升。“自1876年至1901年,从南部沿海地区出国的移民大约有480万。”一方面,华工的强大竞争力使“黄祸论”者极为惊恐,他们慨叹“西方工人每天力争少劳多得,他们有什么把握来同千百万朴素、驯良、惊人地节减、聪明、熟练的中国工人相竞争呢?”他们无可奈何地承认,“在白种人和黄种人并肩生活和工作的地方,经济力的优势就慢慢地但确定地转入亚洲人的手里”。由此,他们得出结论:“如果中国对欧洲有任何威胁的话,那就是三亿人民为生活而进行的激烈斗争,这些人甘愿为一点工资而不停地劳动,靠着那一点工资,大部分白种人必然会饿死。”另一方面,这些华工还被认为不断地消耗了所在国的“国家财富”,因为他们并不想在所在国“购买不动产”,并且“在维持本州行政所需的岁入中,他们缴付的还不到四百万分之一”,他们只是“把所挣的钱财汇回中国赡养家庭,或者购买他们所喜欢的中国货”,“是以拿走所有的东西在促进贫困化”,他们在经济上不是“黄祸”又是什么?他们还不怀好意地挑拨说,“中华帝国军事上的增长并不及它的工业上的成长可怕。因为它的军事增长会激起普遍的抵抗,而它的工业上的成长,其他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将乐于支持。”他们断言,“真正的黄祸,乃是中国……迟早要使西方世界的经济平衡和工业平衡受到影响的那种压力”;“当这一天来临时,它就可能从英国和德国手中夺去对世界市场的控制权,特别是在整个亚洲”。
“黄祸论”产生的第二个社会根源,是西方各色反华人等出于其国家安全利益考虑,对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工业化努力心怀戒惧,对中国的可能“觉醒”寝食难安。他们极不情愿地看到,“像中国这样伟大的民族”,“是不会甘心长久处于外国人的统治之下的”。而一个“已经采用了轮船以及欧洲的火炮和军队组织;已经接受了电报;正要兴办铁路;有足够的信用,可以利用外国资本来实现它所需要的变革”、“获得了种种进步”的中国,怎么会不“溢出他们的边界,扩张到新领土上去,并且把较弱小的种族淹没掉?”他们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地猜测,有朝一日中国强大了,“将会像我们对待他们那样来对待我们”,到那时,他们(中国人)“将使外国人不可能再在中国住下去,将从外国人那里收回外国人从中国取去的每一样东西,将加重地报复旧日的恩怨,将把中国的国旗和中国的武器带到许许多多现在连想都想不到的地方去,这样就会为将来准备了甚至从来没有梦想过的骚乱和灾难”;到那时,“中国以前勉强地让出或现在仍然在提出要求的关于安南和东京、关于暹罗、关于上缅甸、关于尼泊尔的权利,就可能成为十分严重的争议问题”;到那时,不但“英国人、俄国人和其他民族的扩张将被阻止”,甚至圣彼德堡或伦敦也“可能会成为北京的属国”;到那时,西方诸国将会面临严重的安全隐患,“要被中国人蹂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