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人。”
“我们只管南京人。”那人说完便继续朝前走。
骆中洋和同伴不甘心，尾随红d字会成员，改称自己是南京人，希望得到一张。
“那人慢慢朝前走，东看西看，忽然袖口里掉出一张难民证，落在地上，被我同伴捡到。”骆中洋赶紧追上红d字会成员，再求一张“救命符”。
这时，一队日本兵迎面走来。红d字会成员的袖口里又掉出一张难民证，连别针都没有，骆中洋捡起来赶紧粘在袖子上。
“中国兵?”日本兵问。
“良民。”红d字会成员回答。
一张纸、一句话，再次把骆中洋从鬼门关拖出来。
此后，骆中洋一直住在难民区，管不相识的老头老太喊“爸爸妈妈”。因为没有亲属“认领”的青年男性很可能被日军抓走。
法云寺里1000多难民住在一起。骆中洋还记得，妇女害怕遭日本兵强奸，打扮成男人的样子。就连老太太们，都往脸上抹黑灰，免得被日本人看出性别。
“到处都是死尸，日本人抓我们做苦力，我的任务就是挨家挨户收尸，”骆中洋手臂上的“难民证”换成了“苦力证”，上面写着日军部队的名字“中岛”，“几乎每个房间里都有死人。”
不学日语
1938年，骆中洋加入日军占领期间的南京治安维持会，但不肯学习日语。
“我很痛恨日本人，日本人教我们学日语，我就是不学，”骆中洋说，语速越来越快，声音也高了起来，“他们不仅仅在南京屠杀中国人，而是在全中国作恶啊，我老家在广东，我父亲、伯父和叔伯爷爷就在惠州被日本人杀死。”
“1945年8月15日，我们被召集到办公室听广播。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通过中文翻译，我们知道天皇说‘很多人将作为战争罪犯受到惩罚’。”
骆中洋说，自己心里乐开了花。但同时在场的还有手持武器的日军士兵，内心的喜悦无法表达。
接下去几天，骆中洋所在的警备司令部内，日本人慌忙烧文件，没烧干净的直接扔进河里，“他们怕留下证据。”
骆中洋1997年赴日本讲述南京大屠杀经历，还曾经与一名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兵见面。骆中洋说，当着他这名“中国兵”的面，那名日本人承认罪过，对过去所做的一切表示忏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