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德国潜舰在纽约港口进行少量布雷，就让整个纽约航运陷入恐慌。而沉船封江则只能形成一道范围狭小且不具攻击性的静态水中障碍，成本高昂，执行不易。沉船封江的构思应该来源于实际经验，港口出入航道上的沉船时常严重影响航运，而一次大战时期也有一次对比利时塞布卢该港成功的沉船封锁。英国对塞布卢该港使用了3艘小废舰，但该港航道宽不过120呎，深不过20呎。而长江的江阴江面宽达3公里，深达100呎。所以这并不代表沉船在长江作战中也能够发挥积极的堵塞效用。
抗战期间的“海军杂志”对沉船封江也有检讨：“平均以半海里计，三海里纵深的封锁面积，如用水雷封锁，只需配备500具，便可构成一坚强之封锁线。每具平均以400元估计，所费不外20余万元。用轮船封锁，需要二三千吨的商轮20余艘，其总额约在1500万元至2000万元上下，超过水雷封锁价格达80倍以至100倍。再参照我国轮船业尚未十分发达的情形，仅有的船只尚需留著作为后方运输之用，若一旦都征集到前方施行堵塞，那末影响军运的前途一定是很大的……沉船封锁与水雷封锁，沉船封锁，防卫力较大，敌人从事破坏需费大力量。可是沉船不外是一种主干工作，沉船之外，还需加配各项辅助工事。譬如江阴封锁线沉船之后还继续不断地进行了三个多月的沉石等各项辅助工事，来加强封锁线的防御力。不过沉船封锁，无论怎样坚固，总属于一种单纯的堵塞性质。”
既然海军部早已洞察沉船封江的不妥，那为什么还要进行沉船封江呢?海军部的解释如下：“水雷含有威力作用，能够给予敌人以膺惩，工作时间也比较沉船来的迅速，可以视战事的情况随时实施，不致多大影响到后方运输和国际间的航运问题。所以在中日战争还没发生以前，海军当局很早注意到这点。对于水雷的准备，如设厂、购备等，都有详细的规划，贡献给政府。但政府为了财力的关系，对海军所拟的方案没有付诸实施。不过当时政府也默察到水雷在国防上的地位与价值，(于是)将此项任务另外交给一个军事机关来负责办理。可是这个机关，没有努力他的使命，放弃了他的责任，这是一个遗憾”。
这个贻误整体江防战略的军事机关，指的就是长期与陈绍宽闽系海军作对的电雷学校。
海军系统的内斗是相当激烈的，抗战之前海军的派系大致可以区分为中央海军(海军部与各直属单位，第1舰队、第2舰队、练习舰队，总吨位约4万4千吨)，粤系海军(第4舰队，总吨位仅数千吨)与青岛系海军(第3舰队，即原东北海军，总吨位万余吨)。这几个派系之间不仅互相对立，而且派系内部也内斗不断。
在1930年代，闽系海军的内斗一度使陈绍宽本人灰心下野。粤系海军与青岛系统则各有两次严重兵变。1932年军政部成立电雷学校，试图跳过由闽系把持的海军部，另成立一支新的雷艇部队，形成了在中国现代海军史上威名赫然的电雷系统。陈绍宽与整个闽系对这支雷艇部队怀有极大的敌意，海军部公开表示对电雷学校的仇视态度，并以为电雷学校穿小鞋为最大乐事。电雷学校校长欧阳格将军被海军部叙阶为少校，电雷学校的学员兵被禁止穿著海军制服，当欧阳校长争取到海军制服的穿著权之后，海军部勒令该校的学员兵在帽沿上不得绣上“中华民国海军”字样。电雷学校学生在毕业后不被海军部承认具有海军军籍。而电雷学校学生第一次舰上参观必需在德国的科隆号巡洋舰上进行，因为海军部拒绝拨出军舰供学生实习或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