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个“澄清文件”对中国很不公正， 但中国仍表示了解决问题的最大诚意。周恩来告诉锡兰驻华大使佩雷拉：“我们不能撤回我们的两点解释，不然，我们就无法向我国人民交代，也无法向世界舆论交代。”但他仍然表示：“我们的两点解释并不是会谈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中印各方对六国建议的不同解释是可以在会谈中解决的。”“如果印度坚持先决条件以至双方谈不起来，也不要紧。我们还是要按既定计划主动后撤， 因此，我们实际上将同对方脱离接触。只要印度不进行挑衅，不进入我们空出的、在停火安排中有争执的那四个地方，即不进入东段的朗久和扯冬，中段的乌热，西段印度曾经侵占过的四十三个据点，那就打不起来。”(周恩来会见锡兰驻华大使佩雷拉的谈话记录， 1963 年2 月4 日。)
1963 年2 月28 日， 根据上一年11 月21 日发表的声明，中国政府完成了中印边界全线从1959 年11 月7 日实际控制线后撤20 公里的计划。但是，印度方面表示了相反的态度，尼赫鲁说：“只有中国政府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和‘澄清文件’，才能开始中印会谈。” (尼赫鲁致周恩来的信，1963 年3 月5 日。)当时，亚非六国担心形势会重新紧张起来，因此希望以中国的让步，即不提“两点解释”来满足印度的要求，以便重开谈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态度是：一方面， 明确指出尼赫鲁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中国接受印度政府对科伦坡建议的解释“是绝对办不到的”，谴责尼赫鲁“一向劝别的国家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争端，不提先决条件，为什么印度政府对中印边界谈判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参见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63 年4 月20 日。)另一方面，向亚非六国会议表示，在印度坚持必须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和“澄清文件”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更有必要保留自己的两点解释，但不把接受两点解释作为开始中印直接谈判的先决条件。同时，为了促进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国政府又一次采取重大步骤。1963 年4 月，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国红十字会协助下，分批释放了在军事冲突中俘获的包括1 名准将、26 名校级军官、29 名尉级军官在内的印军军事人员3200 多名，并归还在冲突中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之后，由于各方面复杂的因素，中印边界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是，中国政府在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诚意以及所提出的积极建议，使边界的形势缓和下来，并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朋友，其中包括一些过去对中国持有偏见和怀疑态度的国家，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提高。
亚非六国会议在斡旋中印边界问题上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所提出的科伦坡建议却表现出对印度的偏袒。印尼副首席部长苏班德里约曾解释说：“从公平的观点来说，可能会问为什么提出要中国后撤，而不要印度后撤。从我们的观点来说，我们提出要中国后撤并不是要求中国放弃其领土，而是为了要谋求实现脱离接触作为谈判基础。这是向军事上强的一方面提出的。”(周恩来会见苏班德里约的谈话记录，1963 年1 月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