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接着讲话，他浓重的福建口音很难懂，由叶群做翻译。陈伯达首先迎合江青讲了所谓“黑会”、“黑戏”问题。他特别点了一些人的名。他说：“在我们国家内，有周扬为代表的一条文艺黑线，它在全国有相当的一个黑网。比如在天津，他就有一伙，像方纪、孙振、白桦、李超、董杨等等。”陈伯达所说的白桦、李超并不是文艺界的人士。
白桦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文革”开始就受到揭发批判。李超原为市委组织部干部处处长，后任市委政法部副部长，他与文艺界并没有关系。陈伯达在1964年来天津专程去小站地区的西右营看周扬，之后又抓了“小站‘四清’”的典型，与王亢之、方纪、江枫本来都熟识，而且也是了解的。但如今江青抓这些人的问题，陈伯达见风使舵，极力开脱自己。
他说：“我在天津做了一些事情，一些‘四清’问题的工作，当然在这里就接触到一些人……像方纪之流他们去年不知是什么道理，到北京来，因为过去在‘四清’工作中碰见过他们，认识了他们，因此我也跟他们谈了话，我那时跟他们说过三条，要他们不要登台呀，不要伸手呀，不要上当呀，你们这些小报里都反映了……但是方纪他们还是要表演呐，还是要登台呀，我跟他们说是一回事，他们反其道而行之又是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