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战内地，知名律师、专家组成律师团
赴日诉讼，几乎花光了陈家所有的积蓄。7年间，陈洽群先后去东京37次，日方开庭40多次，花费高达60万美元。败诉后，他大病了一场。
1986年，位于香港的“中国法律服务公司”接手这一案件。经任继圣(时任全国律师协会会长)、曾俊伟(时任香港中国法律服务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高宗泽等几位知名律师的研究，这起案件的诉讼主战场被选在了中国内地。
曾俊伟最先与陈洽群接触。说起决定接手此案的初衷，如今已经70多岁的他一字一顿地吐出6个字——主持公理正义。“感觉日本方面太欺负人了，我们一定要维护中国公民的合法利益。”看着桌上厚厚一沓发黄的案卷、证据，曾俊伟觉得，这案子仅靠一两名律师根本办不了，其中牵涉国际法、海商法、民法等多部法律中的各种晦涩、专业条款，很多法理、条文，水平一般的律师还理解不了。
他找到自己的上司、时任香港中国法律服务公司的总经理任继圣，两人商量决定，用自己的“朋友关系网”组织一个专家团队，一起研究这个案子。他俩为此专门从香港飞到北京，分头去找自己的熟人、朋友，包括海牙国际大法庭大法官王铁崖等诸多法律界“上层人士”加入了团队。
专家最后聚集在上海的一家饭店。在那里，专家团队给出了一个“转战上海海事法庭”的决定。曾俊伟回忆，正是那次专家会，奠定了今天胜诉的大局。
那次会议确定了3个要点。第一，根据当时最新的《民法通则》解释，推翻了此前日方作出的“已过诉讼时效”的说法;第二，确定了原上海中威公司有权在公司所在地上海受到法律管辖的事实;第三，在日方大同公司法人主体名称几次变化的情况下，确认其公司债务也同时变更至新的公司名下。
出乎曾俊伟预料的是，日本方面在“债权继承”问题上从没“赖皮”。尽管大同公司几经变更，但当中方法院传票送到日本海运株式会社(原大同公司的债权债务继承者)公司后，对方接受并派代表前来上海应诉。
“这一点，我觉得日本人还是讲法治、讲道理的。”曾俊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