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刘伯承的小女儿刘弥群在北京航空航天学院读书，适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开展，大学生需到农村参加8个月的“社教”活动。刘伯承知道后非常支持女儿参加。“父亲要我下去体会一下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还很严肃地指出，干部子弟生活优裕，如果长期脱离群众，将会养成资产阶级意识。他说下农村是好事，不要让人说我们是‘红墙里的贵族’。”
在刘伯承家的电话间里，一直贴着一张告示—儿女们，这些电话是党和国家供你爸爸办公的。你们私事绝对不许用这些电话。假公济私是国民党的作风，不许带到我们家里来。
“我们兄妹穿的衣服，都是代代相传，甚至不分男女的。”刘弥群的弟弟刘蒙读中学时，还穿着姐姐穿过的女式旧军装，以至于很多同学笑话他，叫他“黄皮”。回到家，刘蒙吵着以后再也不想穿女式军装了，还遭到母亲的严厉批评。
1970年后，刘伯承的儿女们先后结婚，但都和本单位的职工住在一起。长子刘太行结婚后，一直住在单位分配的9平米的房子里，厨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直到刘太行的孩子出生，单位才给他们调换了一个18平米的套间。
刘伯承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然后叫醒子女一起背书、习字。"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父亲常常用这句话告诉我们学习之道—做学问要给自己树立高标准，严要求。”刘伯承在写给孩子的书信中，大量引经据典，一些难懂的文言文后面，他还用蝇头小楷标着注释。
“父亲对待学习的态度，一直影响着我们全家。我的记忆力并不是太好，但至今还能背诵小时候他让我们背的古文。父亲曾说，学习的诀窍只有一个，那就是刻苦。‘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我就是按照父亲教导做的。”刘弥群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