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库崛起
东方和西方在战略新兴产业的开发和创造创新型人才培养方面，往往有不同的思路，突出表现在日本“筑波模式”和美国“硅谷模式”的不同上。
“筑波模式”是由政府主导、国家投入的模式。尽管花费了纳税人大量的资金，几十年来，筑波科学城也取得了一些科研成果，但一直没有真正形成完整的研产学销完整链条，研究成果转化率极低，园区内参与主体和运行机制都相当封闭，在世界新生产力革命迅猛发展的背景下，筑波科学城的弊端愈发显现，成为典型的“科学乌托邦”。
而“硅谷模式”则是完全由市场主导、民间投入的模式。它紧紧依托大学提供的最活跃的思想资源，排除了行政垄断和政府干预，从而极大调动了园区自身的创造创新冲动和热情，最终创造了财富激增的神话。硅谷成功的核心秘密就是自由思想和风险资本的无缝对接，就是思想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有机交融。
很多美国人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战后发展史的。他们说：正是所谓婴儿潮(babyboom)和Y世代(美国人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世代)培育出来的新人，成功地将美国拥有的先进科技转化为崭新商业模式，催生了美国数以百万计的大型、中型和小型公司，创造了美国经济持续30年的高度繁荣，胜过了战后崛起的日本和德国。
这不是因为美国人受的教育更好，也不是因为美国人更聪明或更富有创业精神，而是因为不断激发了整个社会的企业家精神与商业模式的创造。要知道一切皆有可能，世界完全可能被偶然出现的一次令人意想不到的科技和商业结合的奇迹而彻底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