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在1995年前后步入中高收入群体之后，工业化速度较前期也开始减慢。拉美国家具有类似的规律，但整个发展历程反复无常、波动过于剧烈，人文、社会结构也与中国迥异，警示作用大于启发。尤其大家最常谈到的阿根廷，类似逆生长的发展路径，与中国的发展历程大相径庭。
要素价格低廉，是 穷国在追赶过程中的重要优势。但是，随着经济发展，这种优势会逐渐被透支殆尽，或者至少相对优势在下降，对于生产国这种特征表现的非常明显。
阿根廷、巴西、南非、马来西亚等曾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入“陷阱”前劳动要素的成本上升也非常明显，但随着经济在较长一段时期的停滞、波动加大等，劳动力要素的实际成本阶段性地出现过回落。
看到劳动力实际成本的上升，很多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该段时期这些国家的人口结构是不是出现了恶化。事实上，先发国家与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中，除日本部分时段略有回落，其他国家在这段时期的劳动人口占比普遍是在明显上升。
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逻辑，可以采用“两部门”模型解释(即“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如果将整个经济体分成“可贸易部门”与“不可贸易部门”，那么加入全球贸易分工会从两个层面导致劳动力实际成本的上行。
首先，由于追赶效应的存在，可贸易部门的生产效率较融入全球产业链条之前出现明显提升，并导致可贸易部门的劳动力实际成本提升，并通过劳动力市场的流通带动不可贸易部门的劳动力实际成本上升。其次，追赶效应会带动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可贸易部门的占比也会逐步提升。因此，“追赶效应”带来后发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要素价格的上升也是不可避免的，而要素成本的提升会逐步削弱后发国家在“追赶阶段”的国际竞争优势，或者说逐步消化掉了后发国家早期发展模式的相对竞争优势。
导致传统模式枯竭的另外一个因素，在于内外失衡的不断加剧。在美元主导的全球“三元结构”下，“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实现了良好的外部循环，但却加剧了主要参与方国际贸易收支的不平衡，以及国内产业结构的不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