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尔街日报》中文网7日发表署名邵宇的专栏文章，探寻各国跨越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深度原因。文章称，中等收入陷阱的背后是传统增长模式的枯竭与转型升级的失败，传统增长模式的枯竭主要源自“追赶效应”的消失、不断上涨的要素价格、内外失衡等等，而转型升级的失败则可能源自制度缺陷、战略失误、经济脆弱、社会不稳定等。
文章说，探寻各国跨越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深度原因从数据采集到逻辑梳理，研究的难度较大，不仅涉及到经济层面的诸多原因，还涉及到政治、社会、文化等等诸多方面。中等收入陷阱的背后是传统增长模式的枯竭与转型升级的失败，传统增长模式的枯竭主要源自“追赶效应”的消失、不断上涨的要素价格、内外失衡等等，而转型升级的失败则可能源自制度缺陷或战略失误、国内经济的脆弱性、社会秩序的不稳定等等。
“追赶效应”描述的是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穷国在发展初期更容易实现持续高速增长。贫穷国家在加入全球一体化分工的时候，贫瘠的技术积累、低廉的要素价格、匮乏的资本存量以及脆弱的产业结构等，一方面是前期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也为后期追赶提供了较大的增长空间。
从生产函数的角度来看，穷国在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过程中，生产效率与资本投入会同时提升。国际经验显示，从低收入群体迈向中低收入群体的过程中，追赶效应会最为明显，进入中高收入群体之后，追赶效应带来的红利逐步减弱，代工式的传统模式下的弊端逐步体现。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变化可作为考察追赶效应较好的参考指标。
韩国和日本同属于成功跨越中等 收入陷阱的国家，尤其韩国的发展历程值得参考。由日本和韩国的经验来看，进入中低收入群体的过程中，工业化速度较快;进入中高收入群体之后工业化进 程有所放缓，而在逐步接近以及进入高收入群体之后整个工业化进程结束，步入后工业化时代，一二产业的占比下降，第三产业占比趋势上行。
亚洲部分国家的发展历程也可以提供一些参考,如泰国和马拉西亚。马来西亚在1963年前后进入中低收入群体后工业化进程发展的比较快，但在1978年前后进入中高收入群体之后工业化进程明显放慢，近年来随着向高收入群体的门槛逐步迈进工业率开始出现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