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与蓝博洲笔下的“共产青年”们相反，当年参加红色革命的一些人，他们的理想是物质化的，可感可触的，在他们眼里，这“台共”就是一家业绩良好的期货公司：如同经过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考验的蔡孝乾，也打算到故土台湾来衣锦荣归，醇酒美人，香车宝马，他们认定一旦解放军攻陷下台湾，这家期货公司，必定能够兑现出种种非同小可的利益来。他们曾目睹日军统治台湾时，那些趁机配合的“先知者”是如何藉之成为富商、地主、权倾一时的要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五星红旗插上宝岛之前，他们也须抢先一步，搭上这班可能飞黄腾达的特快列车。
作此想的，有商人、小地主，也有社会名流。前者是要从有产者变为更大的有产者;后者则是期待在新政权里做官发财，或者还出自于不甘寂寞、总想走入时代聚光灯下的本性。当期货公司不能将期货变为现货，而且，还面临蚀去老本的巨大风险;当特快列车出发了，驶向的却不是原定的黄金海岸，而是靠近了万丈深渊，他们像沉没前船舱里狂奔的老鼠一样退出公司，宁肯摔破脑袋也要跳下列车，便有着百分之三百的心理驱动。至于一些来自农夫、工人的参加者，大约便像列入“台湾人民武装保卫队”的鹿窟村的村民了，他们不会有期货公司那般大的愿景，也难萌生抢先登上特快列车的心机。
据也出身于共产党的谷正文观察，多数的“台共”基层成员，对共产党都没有深入的认识。他们是肤浅的，大抵只把共产党看成了当今的水泊梁山，除了名称和它的宣传口号，对共产思想的了解几近幼稚。
他们肯定又是朴素的。“柴门闻犬吠，风雨故人来”，若身陷生活困顿之时，“故人”允诺他们将会有足够多的牛奶和面包，好日子也会随之来临，他们便会推开柴门迎迓而去，为“故人”而作息，也为“故人”而坚守。倘若“故人”的允诺，越来越像是墙上画饼，纸上谈兵，无需外部环境的恶劣，大概他们自己就会急着回到柴门后的老日子里去，望着如豆的油灯，自我解嘲地叹上一句：
没找到茅房，解什么裤腰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