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李登辉这类从日本回台湾的“台共”成员，和岛上的大多数共产党党员，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想法上基本一致，但彼此之间，仍存在着某种复杂微妙的差异。有过日本经验或受过日本文化影响的“台共”成员，多是高级知识分子，如郭琇琮这般坚忍、谦和又具包容性的人不多，多的是自认受过西方先进教育，平日自视甚高，举手投足之间，不免有些骄矜，骨子里瞧不起从大陆派来台湾、或本土草根阶层里冒出来的“领导”，看他们没有文化，缺乏素质，彼此在政治理念上也多有歧异，共处日久愈难弥合。双方的尖锐冲突自然与日俱增，李登辉一类人与“红色革命”分道扬镳，只是早晚的事情。
当年“新民主同志会”的五名发起人里，李苍降、林如堉遇害，陈炳基、李熏山坐了多年牢狱。1950年，二进二出共产党的李登辉，主动办理了自新手续。此后，受到政治监控，最长一次被情治部门连续审查七天。
二十年后，在其“农复会”上司沈宗瀚的力邀之下，李登辉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的推荐下，引起蒋经国的注意。1972年为蒋延揽入阁，任“政务委员”，至此投身政界，为国民党新生代台籍政客骨干人物。两人第一次见面时，蒋经国告诉眼前这个面有忐忑不安之色的中年人：你的有关材料已经烧了，以后没有这回事了，好好做事吧。
众所周知，“好好做事”的李登辉，最后坐进了年轻时他和许多左翼青年立志要推翻的这个政党的“总统府”……
审查李登辉时，谷正文虽已卸下长达十七年的保密局侦防组长职务，转调由原保密局改制为情报局的督察室主任，但仍有机会参与讯问李登辉，并对这位从美国回来的农业经济学硕士留下了深刻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