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问当时，牛树坤坐在办公桌后面，我坐在桌旁待客沙发上，李登辉则恭谨地端坐在门边木椅上。这位农复会技正，长型脸孔，是一个典型戽斗。他剪了一款短而整齐的西装头，鼻上架着一副细金边近视眼镜，穿着撩起半截袖子的白衬衫，整个外型，显露出几分风流俊俏。
从他的眼神、仪态及应讯时的简洁回答中，可强烈感受到相当浓厚的绅士气味。不过，我却同时认为，像他这种外表过于拘谨、个性处处流露出过分雕琢痕迹的青年，对事情不会有太大的热情，对问题也不会有独特的见解，所以不可能在共党组织中有大作为。
在应讯中，李登辉以很诚恳的态度，坦承了参加中共在台地下活动的经过，他说：“那是一个青年学生的错误，请你们给我机会悔改。”
结案前，李登辉被暂置在调查局新店休养所(调查局处分失职人员的禁闭所)，与当时的苗栗调查站站长翁文维同房。李登辉在休养所大约待了四个月，才由他的顶头上司、农复会主委沈宗翰与秘书长蒋彦士出面将他领回……(谷正文口述，许俊荣、黄志明、公小颖整理《白色恐怖秘密档案》，新店：独家出版社1995年版)
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与李登辉这般信仰善变者，不在少数。他们离郭琇琮的信仰，至少相隔九座阿里山。他们是凭着一股压抑与愤懑，被裹挟进红色革命中来。这些人多半视参加红色革命为解决个人现实困境和岛上未来政治构架的选择之一。当此种选择，不久便成了虎口之羊、流水落花时，他们的恓惶退出——或者重新选择，或者从此风流云散，就是正常不过的事了。他们之中，甚至包括了后来主张台湾应归联合国托管或独立成国的一些分裂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