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梁启超的理解，王国维之所以自杀，其直接的原因便是担心北伐军攻入北京，自己也会遭受叶德辉、王葆心一样的命运。
不仅仅是梁启超，王国维对时局的担心，他的学生们也看出来了。6月1日晚上，刘节与谢国桢一同到王国维的西院十八号住宅，“言下，涉及时局，先生神色黯然，似有避乱移居之思焉。”
王国维自沉前一日，姜亮夫去了王家探望。王国维十分激动地说：“亮夫!我总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点辱!”姜再三劝慰，仍不得要领，于是往求陈寅恪，而陈正打算去城里未婚妻家，无暇顾及。第二天，王国维便走上了绝路。遗书起语便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先生可以自杀而避辱，但学生不可以。他们还很年轻，以后的路还很长。
弟子们与王国维相处时间长的不过两年，短的仅仅一年。国学研究院借鉴了古代书院的教育模式，《研究院章程》明文规定：“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方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师生之间学习生活在一起，随时交流，相互砥砺，因此，学生不仅能学到先生们的治学方法，还能深切感受其道德精神。1927年初夏，梁启超和研究院学生们同游北海公园时，就把自己在清华的两个目的归纳为：“一是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二是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周传儒、吴其昌《梁先生北海谈话记》)这恐怕也是整个清华国学研究院创立的目的。
事实上，前身为留美预备学堂的清华学校，最初完全没有涉及国学的课程。随着西学东渐的风起云涌，特别是民国初年三次大规模的中西文化论战，引发了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
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洗礼之后，“新文化运动”取得了摧枯拉朽般的胜利。这年年底，胡适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新文化运动总纲领。胡适主张的“整理国故”，实质上是运用西方的新思想和学术手段，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一场全面的价值重估，通过批判地继承完成“再造文明”的终极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