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修订本《民主决策：中国集体领导体制》，我添加了一个附录：《踏遍青山，问计于民》，根据不完全统计，习近平总书记自上任起至2013年12月末的400余天时间里，共用了39天，进行了14次国内考察调研，遍及全国1/3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七大军区。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为此，习近平特意到武汉去问老百姓，他也会听汇报，听专家意见，但最终还是要到实际去问农民本人的看法，领导人不仅有二手材料，还有一手材料。特别是在部队，他把这七大军区全走遍了，也体现了他的强军思想。
戎抚天：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您后来的研究重点为什么转向了政治体制、领导体制这一方面?
胡鞍钢：客观来说，我是属于问题导向型、挑战导向型的研究者。如果你看我这二十多年来的国情研究历史轨迹，我的兴奋点在不断地转移。比如，八十年代末我比较关心人口、资源、环境和粮食四大问题，到了九十年代上半年的时候，开始关心五大关系：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沿海与内地关系、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国家和军队的关系。等到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失业问题凸显，我又开始研究就业与发展。亚洲金融危机后，又开始关注通货紧缩与扩大内需，然后又接着考虑西部大开发，更多地去深入讨论环境问题，我觉得有两个基本国策都是我们比较早期建议的，比如八十年代末建议构建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来应对我们资源短缺的既是短期又是长期性问题，第二个是在九十年代末又提出了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环境产业，来应对我们环境保护问题，同样既是短期又是长期性问题，“十一五”规划都变成基本国策了。九十年代末期我们就提出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概念和思路，后来又变成了基本国策。到了二十一世纪以后，我们主要围绕2020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样一个大的战略目标去研究设计，又涉及到更多方面了，而且这个十几年我们出的《国情报告》，十四卷二十七部，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基本是记录当今中国变迁的过程，而且是现场记录、现场分析、现场建议，后来都逐渐变成主要的基本国策。
戎抚天：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按说是没有办法经受这么高的外贸依存度冲击，那么，您觉得中国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增长的原因是什么?
胡鞍钢：我觉得关键在于中国的制度安排，比如国际金融危机发生时，九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去调查研究，很快形成共识，做出4万亿元的一揽子刺激方案。这套体制能够非常有效地应对外部挑战。毛泽东时代，我们基本上是在封闭条件下进行国家治理的，老百姓也不知道世界发生什么事，但今天不一样了，信息非常透明，领导人可以很快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政策是否好坏、是否有效无效也可以通过实践很快检验出来。
戎抚天：1989年我第一次到上海时，浦东还是一片稻田，当时提到要开发浦东，我觉得简直是天方夜谭。30多年过去了，浦东的发展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而回顾台湾这30年的发展，经济增长从10%下降到7%。根据我的观察，台湾经济模式是把农业生产改成家庭制，然后农业生产力提高带动工业生产，然后政府开始做公共投资，经济成长的更好了。在我看来，大陆也基本是这种模式?
胡鞍钢：你说大陆改革可能有点像东亚模式，但还是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本质上还是共产党这套体制。但共产党选的这套体制，也不能叫威权体制，因为现在有时候政治学把威权体制称之为狗皮膏药，贴在蒋介石身上也可以，蒋经国身上也可以，李登辉身上也可以，贴在毛泽东身上也可以，贴到习近平身上也可以，但没什么学术意义或价值，如同一副狗皮膏药。大陆的这套体制具有非常高的灵活性、适应性、竞争性。邓小平1980年就提出判断一个国家体制好坏有三条：第一，经济上能不能赶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是指美国;第二，政治上能不能创造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这还是指美国;第三，在人力资源方面能否培养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