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台湾“反服贸”抗议达到高潮，约有11万人上街参加游行示威。曾令部分台湾同胞引以为豪的“民主”体制完全失灵。痛未定先思痛，部分人士开始反思、争论台湾发生的一切到底属于民主还是革命。在喧嚣之外，有识之士已经领先一步开始了对于台湾体制的严肃反思。在学运爆发之前一个月，台湾《旺报》主笔戎抚天于2月12日采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请他谈谈大陆政治体制的优势，以及台湾可以借鉴之处。在《旺报》发表部分访谈之后，观察者网获授权整理出了全部访谈记录。现全文发表，以兹对正处于改革十字路口的台湾和继续深化改革的大陆如何建设符合自身特色的政治体制有所裨益。以下为访谈全文：
戎抚天：台湾现在也开始思考一些体制问题，过去30年的改革，一直都是以西方的政治模式、思想模式为圭臬，建立了新的政治体制。可是现在看来，台湾这30年来的发展有一些结构性问题，我认为是台湾实行西方体制引起的。我们中国人有着很深的中华文化因素，实施西方政治制度就有一些格格不入。所以我个人，包括台湾很多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我知道您一直致力于研究比较政治体制，所以想听听您的看法。
胡鞍钢：我最近正好刚出了本新书《中国集体领导体制》，英文版本叫Collective Presidency。从政治学角度来看，世界只有president没有presidency，这个可能是我创新的一个政治学概念或词汇，只不过我是以当代中国为案例。这种体制讲的是多人领导比一个人领导要好，这个多人就是包括七到九人的常委制。这本书最早完成于2013年3月12日，当时两会还没有开完，我把书送给中央领导同志看了，在内部影响非常大。这本书总结了六十多年的成功与失败，包括对毛泽东的评价，将中国集体领导体制概括为五大机制(集体分工协作机制、集体交接班机制、集体学习机制、集体调研机制、集体决策机制)。
随后的8月份，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一篇文章：《中国集体领导制明显优于美国总统制》。这篇文章的学理基础就是我提出来的，正确与失败实际上和决策有关系，决策又和两个不对称性有关系：一个是信息不对称，中国这么大，你一个人怎么能了解那么多信息呢?而常委人多了信息来源就多了。而且每一个人实际上代表一个机构，后面还有个研究室，然后分委员会，实际上是有自己内部的智库，搜集各种信息。
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所称的权力不对称性。如果这几个人权力基本上比较接近，就不会出现毛泽东晚年的失误。这个理论框架既可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在1949年到1956年甚至到1957年都是比较成功的，也包括和蒋介石博弈的过程，因为当时有五大书记可以共享信息、集思广益。也可以解释毛泽东为什么失败了，同时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后来邓小平成功了。我实际上是把中国的这个核心问题抓住了，最后研究发现不只是这几个常委的问题，它实际上代表着若干机构，是有分工的，因此就超越了西方的三权分立。孙中山先生讲五权而不是三权，就已经和西方有所不同了。但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在于不止是五权，而是多个机构构成国家超级机构，这种情况只有欧盟有。欧盟就有欧盟理事会、委员会、议会，还包括中央银行、欧盟各类其他委员会等等，但它没完成秦始皇的创新和毛泽东的创新。无论是现在的俄罗斯还是台湾，基本上都是照搬照抄了美国模式，如总统制、国会制。
所以，我开篇就讲到“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这句话实际是对中国集体智慧的概括。你可以在这本书里看到中国的民主实践，也可以看到中国的新老交替、中国的政治家是如何历练出来的。以工龄为例，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工作的平均年龄为43.6年，党龄为38.9年，习近平1953年生，1969年参加工作，1974年入党，工龄有45年，党龄有40年。即使成为中央委员后，还需要好几个政治台阶。所以说我把省委书记的职位称之为学习国家治理最好的学校，学好了就上去，学不好就基本退休了。它有一个政治筛选的过程，所谓“辨材须待七年期”，其实何止七年，估计得四五个七年，才能把最优秀的政治家筛选出来。如果说，真理要靠实践来检验，那么优秀的政治家同样要靠实践来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