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强军必须观念创新，观念落后，满盘皆输。
进入19世纪90年代，“巨舰重炮”之观念已经被“快船快炮”之观念所替代，海上作战的首要目标，由以往之击毁战船转为注重杀伤舰上有生力量。所以，当时新型舰船趋向于减少大口径主炮数量，而以众多中口径速射炮代之。在黄海海战中，日本舰队装备大型速射炮71门，小型速射炮154门;而北洋舰队仅有大型速射炮2门，小型速射炮130门。与敌相比，大型速射炮远逊于敌。在10分钟内发射弹药，中日之比是33:185，换言之，也就是说，在同一时间内，日本舰队的发射量是北洋舰队的6倍。由此可见，虽然在战舰的总吨位上，北洋舰队并不比日军差，但由于作战理念落后，导致优劣转换，北洋舰队在战力上处于下风。
五、强军重在塑造军魂，无勇之军将是散沙一盘。
岳飞云：“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太平矣!“中华民族不乏精忠报国之仁人志士。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十个管带七个以身殉职。管带邓世昌为保护旗舰，下令向敌先锋舰吉野号猛冲，以求同归于尽，不幸中敌鱼雷，连同邓世昌在内200余人与舰同沉，忠烈殉国。1895年2月3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城，提督丁汝昌坐镇指挥的刘公岛成为孤岛，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曾致书丁汝昌劝降，遭丁汝昌拒绝。5日凌晨，旗舰定远舰中雷搁浅，仍做“水炮台”使用，继续搏战。10日，定远舰弹药告罄，管带刘步蟾下令将舰炸沉，以免资敌，并毅然自杀与舰共亡。11日，丁汝昌在洋员和威海营务处提调牛昶昞等主降将领的胁迫下，拒降自杀。洋员和牛昶昞等又推署镇远管带杨用霖，出面主持投降事宜，杨用霖拒不从命，自杀殉国。这些舍生取义者，虽败犹荣。 但在甲午战争中亦有“怕死畏葸”之将领，临阵脱逃。平壤之战中，大同江南岸、玄武门外、城西南三大战场，只有玄武门陷落，此时对清军来说，战事尚有可为，但清军总指挥叶志超，却树白旗停止抵抗，并下令全军撤退。六天里，清军狂奔五百里，于21日渡鸭绿江回国，日军占领朝鲜全境。在黄海激战中，致远、经远二舰不幸被敌军击沉，济远、广甲、扬威三舰惊恐万状，仓皇逃窜，济远舰还可耻地挂起白旗，不但削弱了战斗力，还严重地扰乱了军心。在金旅之战中，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清军不战自溃，日军又开始向旅顺进逼。当时旅顺地区清军有七统领，道员龚照玙为前敌营务处总办，有“隐帅”之称，共辖三十三营，约一万三千人。18日，日军前锋进犯土城子，龚照玙竟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艇逃往烟台。19日，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也先后潜逃。清军群龙无首，成鸟兽散。
六、强军必须强装备，装备强在于量够质优。
固然，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但武器装备也是重要因素。对于海军战力之评估，通常以拥有舰船数量与总吨位作为依据，据有关资料表明，甲午战争爆发之前，中国海军(包括北洋、南洋及粤洋三大舰队)共有军舰78艘，总排水量85000吨左右。日本海军则有军舰31艘，总排水量72000吨左右。中国在规模数量上占有上风。但军力的比较，不只是绝对值的比较，还应包括相对值的较量。比如，在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参战兵力为12艘战舰(实为10艘，平远舰与广丙舰未参战)，总吨位34420吨;日本参战兵力为12艘战舰，总吨位39684吨，数量上难分伯仲。而在建军质量上，则中国军队处于劣势。北洋舰队之主力舰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舰，舰首炮塔之4门主炮，由于设计缺陷，只能正向直射;8门12英寸口径炮，仅有作战用开花弹3颗(一颗在定远舰，二颗在镇远舰)，其余皆为实心练习弹。其他各舰所配弹药也不多，据传每炮仅有15颗。海战中，后续补充弹药，或者与火炮口径不符，弃之无用;或者质量太差，弹身布满小孔，炮弹未出炮口即炸膛;或者弹身铜箍太厚，必须先锉小才能入膛;还有的炮弹底火引信受潮，击发时成哑弹……如此等等，北洋水兵既有三头六臂，也回天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