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甲午战争惨败的教训主要有十条：
一、国殇伤在政体上，体制落后必然挨打。
十九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资本输
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必然引起新一轮对殖民地更加激烈的争夺。于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的猎物。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愈演愈烈。而此时，中国大陆战祸连接，内忧外患频仍，导致国库空虚，财力窘困，清政府只得横征暴敛，竭泽而渔，影响所及，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以来，重用宦官，偏听偏信，政治腐败、经济腐败加上吏治腐败，使国运岌岌可危。李鸿章奉命创建海军，建设国防力量，虽学习西方之经验，但只学其皮表，未触实质。而慈禧太后竟将建军之大量军费挪用，作为修建三海及颐和园之用款。
反观日本，自1866年明治维新以来，建立新政，充实国力，汲取西方文化之精髓，摒弃不合时宜之思维，提出“开拓万里波涛”，“耀皇威于海外”的口号，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1887年3月14日，正当中国准备挪用包括海军购舰专款大修颐和园之际，日皇谕令从皇室内库中提取30万元(相当皇室经费十分之一)作为购建海军舰船之补助用费。谕令即出，全国影从，至是年9月，集资即达100余万元。两相比较，高下立现，由此可见大清帝国首先败在国体政体上，甲午之战，其实是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甲午之败，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二、战败败在贪腐上，腐败不除，未战先败。
当时，清廷修缮三海工程，有人估计费用在300万两以上，几乎可添购清政府当时的主力舰定远、镇远舰各一艘。光绪七年至十七年10年间海军专项拨款应在4600万两，即便扣除相关因素也在3680万两左右。这十年间，北洋海军共购买军舰9艘，花费总额充其量为1100万两以内，存付两抵，有近2600万两白银被中饱私囊。在黄海海战之前6个月，北洋舰队申请紧急换装部分速射炮并补充弹药，以应紧急之需。而李鸿章竟然以慈禧太后祝寿需要用款，不敢转请为名，予以拒绝。当1894年11月7日(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清廷为慈禧太后大庆六十寿辰之日，正是我辽东半岛大连湾陷落敌手之时，而清廷统治者却在铺张扬厉，强颜欢笑，此腐朽政权焉能不败!
三、强国必须强军，军不强最多是一个富国，永远成不了强国。
在中日开战之前，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从经济上看，甲午战前日本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与中国相当。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有数据表明，当时清政府的GDP相当于世界GDP总量的三分之一，不可谓不富。但清政府疏于国防建设，有国无防，有军不强，特别是海军建设，即便从西方国家购买了一些军舰，也基本是摆设，有的舰是有舰无炮，有的舰是有炮无弹，被外人讥讽为“存在舰队”。更有甚者，自光绪十五年至甲午中日战争六年间，竟然只舰未添。原来清政府的海军是世界第八，亚洲第一，此时已被日本赶超。开战前三个月，李鸿章预感到这种危机，拟为北洋海军换新式炮二十一尊，竟因海军衙门与户部同一支绌，难筹此款，而不得不先为镇远、定远两舰购买快炮12尊。而此时，日本几乎所有舰船都已安装速射炮，这就为甲午之战埋下了隐患。甲午战败后，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承诺赔款白银两万万两，约为1842年及1860年对英法赔款之7倍，超过中国全年之收入。要知今日何必当初，若当年早将此数额之银两用于购买北洋舰队急需之速射炮及开花弹，何止开战仓皇至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