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强军必须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剑不如人剑法要过人。
技术决定战术，由于北洋舰队两艘主力铁甲舰受炮塔装置的限制及主炮位置的制约，只能采用单行雁形阵为接敌阵型，但对右翼两艘舰船超勇号和扬威号之战力未加慎重考虑与加强，以至在日军第一游击队4艘战舰全力冲击下，这两艘舰一伤一沉，阵形随之被打乱。在战术运用上，单行雁形阵运用之妙在于全力冲刺日军的鱼贯阵形，攻击日方由我阵形前方经过的每一艘舰船。但令人扼腕的是，在冲击时，北洋舰队反而将航速由8节降为6节，形成无力之冲击，最终难以达成预期之目的。
十、敢战方能言和，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很难得到。
甲午战争始终存在着主战派与主和派之争，当时中国最高统治者中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奕昕等都是主和派，李鸿章也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李鸿章想利用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军事对峙。但他显然对外国干预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了，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他考虑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华“英人必不答应”。但没有想到英国和日本已经在背后进行了交易。李鸿章转而请求俄国干涉。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只是进行了一番口舌之争了事。清政府还请求德、法两国调停，那更是徒劳无益，白白浪费时间。英俄德法调停落空后，李鸿章竟异想天开地寄希望于美国调停。美国则回复说：“美国抱严正的中立态度，只能用友谊的方式影响日本。”实际上美国并不是什么中立的态度，而完全是偏袒日本。美国在支持日本侵华的路上远比其他国家走得远，给日本提供军事贷款，派遣军事顾问，运送军用物资，包庇日本间谍，甚至允许日本军舰挂美国国旗蒙蔽中国海军。
1894年6月，大战在即，日本积极调兵遣将，李鸿章不是在运筹帷幄，积极备战，而是设想利用外力，挟制日本，迫日本从韩撤兵，恢复和平。
清政府的主战派心急如焚，光绪皇帝下谕旨说：“他国劝阻，亦徒托之空言，应预筹战守之计。”朝中众臣责备李鸿章，“观望迁延，寸筹莫展，一味因循玩误，险要之地，拱手让于外人。”遗憾的是，清政府并没有听进这些忠言，反而一味妥协示好，消极避战，结果不仅没有摆脱战争的厄运，而且使中华民族背负了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
事实证明要想求得和平，只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靠别人不如靠自己，以夷制夷必将被夷所制。我们必须加强军备，且有英明的决断，抓住战机该出手时就出手。战争不相信眼泪，弱国无外交，战场上如果没有胜算，谈判桌上肯定什么也得不到。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充分证明了这个真理。
反思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就是要痛定思痛，通过审视历史，解读现在，放眼未来。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120年前的中国，现在的日本也不是120年前的日本，现在的世界更不是120年前的世界。甲午战争的硝烟虽然已经散尽，但甲午战争的警钟却在亘古长鸣，牢记国耻，勿忘国殇，富国强军，锐意进取，居安思危，常备不懈，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杜绝甲午耻辱再现，这就是我们痛思甲午战争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