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不易，变易，简易。
《易经》的渊源有着很多的版本和解释，笔者不是专门的学者，还无法给读者一个确切的答案，来说明《易经》究竟起源于何时，又有着怎样的发展历程。之所以要从这里开始中国文化的脉络，的确没有贬损在《易经》的文字记载流传之前，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中，三皇五帝乃至盘古开天的那个更早时代的意思。而是要着重说明，比《易经》还要早很久的那个中国文化的神话时代里，无论盘古开天地、还是女娲补天、黄帝战蚩尤、后羿射日或是嫦娥奔月……都是先民们口口相传的最古老文化的象征，也就是原生态的，不带有后来系统而且更加具有深刻内涵的文化土壤而已。
黄帝的传说固然很多很多，包括着指南车的发明、五音七律的创造、官制起源的建设……在内，但是的确还没有实际的文献可供佐证，因此还是停留在一种神话或者传说的阶段上。这跟《易经》是不同的两个范畴，也因此，继往开来的历史传承中，我们一提到儒家思想就必然会联想到孔子所处的时代，而又要问及孔子的思想师从为何处呢?
如此，就更不要说在孔子之前，道家的鼻祖，作为当时周王朝史官的老子，他又师从何处呢?进而来说，周王室的藏书中，那些不曾为人所知的书籍中，又是哪些呢?
这就不能不论及中国文字，而《易经》之所以说是我们中华文明的渊源之一，就在于它的存在，证明了中国古老文字的起源的确是带有着符号意义的，一横不断则为“阳”，一横间断则为“阴”。古老的中华文化传承，对于天地万物的感性和理性认识，乃至于进而推而广之的精微专注，都包含在了这简朴而又内涵深邃的“阴阳”之中。
因此，无论后世的学者对于《易经》有着怎样的起源争辩，对于其内涵的广泛一致认可均包含在了总结《易经》精义后的三个内涵上——不易，变易，简易。
起于何时?遥不可知。但是《易经》对于中华文化的贡献甚大，这是有目共睹的。在这一点上，孔夫子的“韦编三绝”可作为明证，历朝历代的帝王纵然如秦始皇那般文化专制，但是对于《易经》却从没有禁止过。这就使得，发端于《易经》的三个精髓内涵得以传承不断，当属时至今日对中华文化贡献最大的启蒙思想。
何为“不易”呢?
那就是天地的恒常，四季的更替，阴阳的常在……虽然有些变化，但是在规律上或者表象上，总能找到似乎从来没有变化的那些事物。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人不仅仅把目光投向了天地间的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男女雌雄、山的巍峨、水的长流不息……更加把目光投向了其中所蕴藏的客观规律。八卦，因此而在《易经》中的得以出现。那些标志性的象征性符号化的概念出现，则意味着中国古代的先民已经把握住了其中“不变的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