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同工同酬就是她推动的，这对世界妇女都有贡献。那些骂申纪兰的人，你们了解她吗?”对网上的议论，他对南方周末记者愤愤不平。
2013年夏天，司德明和王慧田在北京包了个四五百平方米的放映厅，请两位山西籍的省部级退休老干部来看。两位老干部含着眼泪说：这部片子应该拍，应该教育年轻人。网上那样骂申纪兰同志，是不对的……他们当即表示，要给中央写信，推广这部电影。
几个月过去了，没有回音。信到底写了没有?他们也不敢问。司德明自己写了一封求助信，给山西的几个领导：“……只要能够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让广大干部、党员、群众观看此片，并从中受到教育和启发，只要能为山西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一些绵薄之力，我们剧组不向党委、政府附加任何条件!”
没有回音。想由政府组织集体观看这部电影甚至公款买票，也不可能。
指望申纪兰本人出力推这部电影，更不敢想。到现在，申纪兰都没有对这部片子发表过意见。“主旋律人物不好写，尤其是活着的人，稍微一改她就容易提意见。”剧本送给申纪兰后，她通过郭雪岗提出一些意见，比如片中表现她丈夫出院后，全家人一起过了一个八月十五，实际上她丈夫那时已经去世。这场虚构的戏要拿掉。“这时候我们已经开拍了，我还是坚持了意见。这样，在艺术上更圆满一些。”导演李宝生心里也没底，这毕竟是他第一次跟申纪兰打交道。
当天晚上，他和王慧田赶去见了申纪兰，半真半假地对她说：“到时候您老看看，如果不满意，这电影咱就不放了。”申纪兰急了：“那哪儿行?国家花了这么多钱!”——她还一直认为，电影全都是“国家”拍的。
“她还是一个很实在、很朴素的农村老太太。”李宝生说，他第一次见申纪兰时，她正在吃晚饭，是一个黑乎乎的馒头，一盘炒土豆，一点咸菜，“还不如我们剧组吃的盒饭好”。
“申主任还没有看这部电影。”2014年3月17日，申纪兰的助理郭雪岗在电话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搁浅：涉及多少部门，就有多少套意见
鲜为人知的是：“官方版本”的电影《申纪兰》，其实早已筹划，只不过一直没有面世。
司德明这部《申纪兰》的制片主任李宝新，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了30年。李宝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08年，山西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和下属一家公司找到他，想拍一部《申纪兰》，请他帮忙找人。在他的印象中，那犹如一部纪录片，几乎把申纪兰所有的事迹都塞进去了。“还不如拍电视剧了。”最后，由于各个部门对剧本修改的意见太多，此事搁浅。
司德明的《申纪兰》拍完，山西方面听说了，又找到李宝新，请他向广电总局申请，争取迅速把“官方版”的《申纪兰》拍出来。总局没批，理由是人家的《申纪兰》已经拍完了，几年之内不能再拍一部同名的。
从艺术角度，李宝新分析：申纪兰的人生要改编成电影，有一定难度。若走商业院线，恐怕当天就得被撤下来。“她最大的优点就是对党忠诚，没有特别适合改编成故事的重大事件。”
另外，作为政治人物，申纪兰涉及的部门太多了。拍有关她的电影，各个部门势必都要发表意见。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每一级的人大、妇联、宣传部……
“这种事我们见得太多了。”李宝新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他曾帮一个县级市拍过宣传电影，创作会居然来了各个部门的三十多人，都要突出自己部门的工作成绩，一人一套意见。“根本没法拍。最后我谁的意见都没听，按自己的拍出来了。”
《申纪兰》很可能就此束之高阁，700万的成本也许就像当年捐钱修庙，是给司德明自己还了个愿。
但投资制作这部电影的经历，让以前几年都不看一部电影的司德明迈进了电影的门。《小时代》、《泰囧》、《致青春》，还有《富春山居图》，他都跑电影院看了。“我拍过电影了。最起码我可以知道自己哪儿做得不好。”现在，如何申请“龙标”，如何制作数字拷贝的密钥，他都门儿清。
拍完《申纪兰》的当年，他们在北京成立了一家影视投资公司，司德明任董事长，王慧田当总经理。定下两部电影，一个喜剧，一个抗日题材。不久前，他们刚和一位着名的毛泽东特型演员深夜长谈。“以后专拍正能量、主旋律。”
两部电影一直停留在剧本修改阶段。王慧田很坚持：剧本不成熟不能开机。“不能把问题拿到现场解决，太可怕了。”这是他拍《申纪兰》得到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