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如一部音符里弥漫着不安与不祥的交响乐，休止符的出现总是短暂的。1966年，历史将中国引向了又一次更大规模的癫狂。中科院里，赵九章首当其冲--
他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外甥，年轻时做过戴季陶的机要秘书。进了仕途又退出仕途，先是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公费留学德国攻读气象专业，仅3年工夫便获博士学位。若继续留在国外，美园豪宅、香车宝马，全然不在话下。他却选择了动荡而又贫穷的祖国。
这两个人生重大选择，在“文革”中，变成无论怎么挣扎也爬不出来的历史沼泽。赵九章每天都被押到街上，像牲口一样被赶着往前走。脖子上挂一块墨迹森然的牌子，上面不是“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就是“历史反革命赵九章”。牌子重达十几公斤，很快脖子被铁丝勒出道道血槽。游街完毕，再带回科学院批斗，每次批斗，他都必须低头弯腰，甚至坐“喷气式”。人老了，腰又有病，实在弯不下去，“革命群众”便用烟头烫他的腿，烫他的腰，直到烟头烫灭，他的腰还是没有弯下去……
他想起了留学德国时结识的朋友乔冠华，乔算是周恩来身边的人了。他想给乔冠华打个电话，但家里不知被抄过多少遍了，早已找不到乔冠华的电话号码。一次打开水时，赵九章碰到随自己工作了十几年的研究员邓增昆，请他尽快帮着找找乔的电话。
希望，有时就如安眠药，相信了，可以麻醉人。邓增昆翻不出“安眠药”，好几天躲在家里，不敢见赵九章，但还是被赵撞上了。当他听说没有找到乔的电话号码，刚才还放亮的眼睛，突然一下黑了，身子似水漫沙器一样地颤颤倒下。邓增昆扶着他起来，在原地站了足有5分钟，他才踽踽而行，一步步地挪回家里……
但赵九章的大把心思仍在人造卫星上。叫他反省，他想的是人造卫星;叫他汇报思想，他谈的是人造卫星;叫他关起门来写检查，他在纸上反复论证的还是人造卫星;连他在检查开篇必引的最高指示，也多是毛泽东“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雄伟号召。他被拒之千里了，仍时刻关注着卫星工程，关注这场来势汹涌的运动中每个卫星专家和火箭专家的命运。他尤为牵挂卫星总体设计负责人钱骥，他深知钱骥对第一颗人造卫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文革”开始不久，钱骥便和他中断了正常的工作联系，他托人偷偷给钱骥捎去一张纸条，并作好了被抓“现行”的最坏打算，纸条是用德文写的，然而，纸条送出去后杳无音信。赵九章无法知道的是，这时的钱骥也被打成“特务”，逐出了卫星工程的山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