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听得见”，也动了很多脑筋。
那个年代，老百姓家中鲜有收音机，且多是中长波的，极少有短波的，谁不怕“偷听敌台”的罪名从天而降?就算是有短波的，卫星使用的频率也听不见，于是想到由中央广播电台给转播一下。转播什么呢?光听工程信号，嘀嘀嗒嗒，老百姓听不懂。播送文字，外国人也听不明白。合适的只是歌曲，最能传达中国特色的，无疑是《东方红》。
按这个方案向钱学森汇报，钱学森也支持，并叫人写了一个报告，呈交聂荣臻元帅。聂帅同意后报中央，中央予以批准，但只让卫星播放“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前8个小节。
让孙家栋忧心忡忡又难以言说的，还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毛主席像章。
毛主席语录手中拿，毛主席像章满街走，这是“文革”中走遍中国的一道风景。卫星总装之时，随各装置、仪器交上来的，还有大量自己设计的毛主席像章。有的还做得非常大，非常重。像章加上去以后，装置和仪器当然比原来沉了很多，可验收时你还不敢说，你怎么超了半公斤?他振振有辞：我仪器就是两公斤，那多出来的半公斤是毛主席像章呀，你敢说这半公斤增加得不对?但你加半公斤，他加半公斤……加在一块儿，火箭就打不动了。
1969年10月，卫星初样完成，钱学森带着孙家栋等人向周恩来汇报。临去的头一天晚上，他一夜无眠，这事到底怎么办?要不要说?一见面，总理拉着孙家栋的手说，哟，这么年轻的卫星专家，还是小伙子嘛。其实，这年他已40岁，但总理这句话让原本精神紧张的孙家栋松弛下来，他想了想，心一横，把这件事汇报了。没说几句话，周恩来马上清楚了。总理没正面说这件事是对还是不对，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当然要无限热爱、崇拜毛主席。你看看人民大会堂--政治上这么重要的地方，有的大厅挂了主席的像，有的会议室挂了主席写的字。但是挂在什么地方，都不是随随便便的，必须非常严肃、非常认真地来考虑什么地方合适挂，什么地方不合适挂，你看咱们这个会议室就没有挂。你们回去也要好好考虑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