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6月，已在北京郊区的红卫大队劳动改造小半年的赵九章，听说了火箭金属材料研究专家姚桐斌的死讯。姚桐斌是在制止两派武斗时被打死的。此时的中国，哪里去找一张可以安静读书的桌子?哪里去找一盏能够让人俯首于橘黄色光晕下专心科研的明灯?
“文革”也让人看到，许多老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和事业的全身心挚爱，具有亡命决绝的性质。当他们确信国家已成了一辆疯狂的战车向悬崖奔去，事业已被撞成满地碎片，他们学不会苟且偷生，他们只能告别这个世界了。
姚桐斌之死，对赵九章与其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莫如说是一个绝望的信号，一个微妙的暗示……1968年10月10日晚，赵九章独自一人伏在走廊里的一张桌子上，写着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份检查。
时针已指向两点。赵九章工工整整写完最后一份检查的最后一个字，起身走进属于自己的卧室，刷了牙，洗了脸，烫了脚，做完平常每晚睡觉前该做的一切，然后再翻身上床。接着，他轻轻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纸包，把平时一粒一粒攒下的几十粒安眠药全部倒进嘴里，这才静静地躺在了床上……
( 李鸣生《赵九章之死》，2004年8月16日《文汇报》)
“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这是赵九章生前常爱吟诵的诗句。仿佛这诗句成了谶语，他的遗体不知在哪里火化，骨灰也不知飘向了何方。1978年，赵九章得以昭雪平反，恢复名誉。八宝山革命公墓里，多出了一只罕见的没有骨灰的骨灰盒。
赵九章自杀后，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将军打电话向周恩来作了报告。放下电话，周恩来清癯的脸上缓缓地蒙上了一层泪影……据有关工作人员回忆，当年“党内四老”之一的吴玉章去世时，周总理也没如此伤心过。
在赵九章自杀的1968年，仅中国科学院自杀的一级研究员就有2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