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动乱”过去了，刑法诞生了，整个国家向着“依法治国”与“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前进，胜利的曙光依稀可见。公民对新刑法的最初认知暂 时还停留在 广播和报纸的宣传上，至于感性认识和深刻体会，是在刑法出台后的第4年，那一年就是至今让人记忆犹新的1983年“严打”。
上世纪80年代初恶性案件频繁发生
“文革”结束，刑法出台，大的政治动荡过去了，社会并未真正稳定与安宁。“十年动乱”带来巨大的后遗症，盗窃犯、杀人犯以及流氓团伙犯罪分 子活动猖 獗，层出不穷。十年浩劫破坏了传统道德秩序，扭曲了社会道德观念，“仁、义、礼、智、信”这些传统价值观念被摒弃，无法再有效约束公民的行为。“文革”中 “砸烂公检法”，破坏了法治观念，滋生了耍流氓等各种道德沦丧的行为。加之刑法出台初始，各项措施有待完善，不法分子严重破坏社会治安，危害人民生命和财 产安全。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杀人、抢劫、强奸等恶性事件频发。1979年9月9日15时，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江浦路口，执勤交警施汉培发 现一青年抢 夺一农民出售的螃蟹，抓获犯罪分子进行了体罚，引来附近群众围观，流氓分子趁机兴风作浪。16时左右，20名民警赶到现场维持秩序，流氓分子抢夺警用喇 叭，揪打施汉培，围攻在场其他民警，抢去警帽。干警撤离现场后，流氓分子更加肆无忌惮，阻拦途经的小汽车， 向公共汽车内投掷石块儿，推翻农民的菜车，抢夺过路群众的手表、皮包、皮夹等贵重物品，侮辱妇女。控江路顿时陷入混乱，持续5个半小时。19点45分，上 海化工轻工公司女干部吴某骑自行车途经控江路桥，被部分流氓包围和调戏，连人带车推倒并拉到路边，抢去手表和皮夹并凌辱蹂躏近一个小时。吴某被剥掉衣服， 身上多处被抓伤，身心受到极大摧残。20时30分左右，杨浦区公安分局先后调集30名干警和80多名治安联防人员，维持现场秩序。21时前后，市公安局又 调遣民警200名赶赴现场，劝导、疏散围观群众，流氓分子也纷纷溜走，直到午夜控江路地段的治安秩序才恢复正常。此案经侦查，先后抓获31名流氓分子，其 中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7名，劳改教养11名。这起震动中央的恶性刑事案件被称为“控江路事件”，而这时距《刑法》在全国人大上通过仅两个月。
诸如此类影响恶劣的事件一时难以遏制，1980年1月，广州市滨江东路发生袭击、杀害民警的“滨江路事件”。1980年10月，北京火车站 二楼南走廊发生自杀性爆炸案， 作案者北京人王志刚，因失恋自爆，当场死亡，炸伤89人，抢救过程中陆续有9人死亡。1981年4月北京发生“北海公园事件”，三名外逃劳教人员尾随、劫 持三名女中学生，对其进行强奸、猥亵。1982年公安部门立案74万多起，其中大案6.4万起。杀人抢劫等重大案件突出，尤其在城市，当年发生了安徽省马 鞍山市当众抢劫强奸案，河北省承德市连续抢劫强奸少女案等。1983年前几个月，发案率猛烈上升的势头不减。百姓的生活不得安宁;上下夜班的女工总是提心 吊胆，回家时间稍一拖延，就令家人揪心，生怕出现意外;父母不敢让自己的小孩儿独自在外玩耍，万一被拐骗走，再难找回;上下班高峰期，人流集中地，伺机抢 包者见缝插针，一旦得手，拔腿就跑，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时间，社会上人心惶惶，许多传闻闹得沸沸扬扬。1979年颁布的《刑法》对严重刑事犯罪量刑偏低， 公安队伍装备落后，民警的待遇偏低。坏人神气，好人受气，公安怨气，这“三气”是对当时治安状况的生动描述。当时的犯罪分子还显现低龄化的趋势，据一些省 市公安机关统计，25岁以下的青少年占作案成员总数的70%。
邓小平拍板“严打”
社会治安的恶化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1980年1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在听取上海负责公检法的同志汇报完上海治安问题 后，提出： “当前，对现行犯罪分子的处理，不能从轻，要从重;不能从慢，要从快。”1980年2月12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批准：1980年内，对 现行的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等犯有严重罪行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此一决定，成为死刑复核权下 放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