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最为悲壮的衡阳保卫战中，中国军队以一万八千人守卫衡阳，面对前来进犯的十一万日军以战死七千四百人的代价，杀敌四万八千人，这也创造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敌我损失比例的最大值4.6：1。如此战果，是中国军队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用40多天的浴血奋战换来的。守卫衡阳的中国军队不但没有人临阵脱逃，而且“轻伤官兵痊愈者，或未愈而不妨碍行动者，皆自动归队，参加战斗行列再战者，在千人以上。”在会战进行中，军队的后勤也成了大问题，“至战斗末期，视之作呕的酱菜也吃光了，各单位炊事员在被敌炸弹击毁，及未烧完之民屋中寻找食物，最后连皮鞋皆煮而食之。官兵盐水泡饭习以为常。”尽管主客观困难如此之多，中国军队却依旧顽强地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虽在此种苦不堪言之生活下，并未影响我官兵战斗意志，而且愈苦愈猛，愈战愈勇，令人敬爱。”这种不怕牺牲、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仍不屈斗争的精神，既是湖南人坚强性格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的精忠报国、舍生取义的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抗日战争作为中国近代以来规模最大、形势最复杂、牺牲最惨烈的一次民族解放战争，如果缺少了这种民族精神是断不会取得最后胜利的，湖南的抗日战争更是需要这种以誓死反抗为精髓的民族精神的支撑。所以对于湖南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所体现出来的民族精神，就连日军也不得不承认，守卫湖南的“中国军队的特点是不怕死，士气高”，“抵抗十分顽强”，“即使是主力已经退却，留下的掩护部队仍然坚守阵地，直至最后一个人”。
二.在民族精神的鼓舞下湖南人民融入到抗日的洪流中去
在湖南的抗日战争中，除了中国军队的英勇抗战外，湖南的广大人民也以各种形式投入到抗日杀敌的洪流中去。他们虽然手无寸铁，但依然以一种“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迈气概，同入侵的日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1940年2月，临湘60岁的老农蒋味庭，在临湘陷敌后，即率子孙13人参加游击队，破坏敌交通，并将历年积蓄800元，捐赠出征军人家属。还是在临湘，农民张青松用斧头劈死强奸其妹的日本兽兵，取枪投奔游击队。在岳阳，农民易季秋，陈则川等拾起国民党溃兵遗弃的枪支，组织自卫队打击分散日军的抢劫行凶活动;年仅14岁的小学生金继贤趁日军逼他带路的机会，将日军引入国民党军队的埋伏圈，毙敌80余人，自己壮烈牺牲。湘阴一农民躲在门后用铡刀砍死一名日军，自己也被日军枪杀，其妻为其报仇，利用日军欲行强奸之际，以利剪刺死日军一名。湖南的妇女同胞也在抗击日寇侵略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1937年9月7日，全面抗战刚刚爆发，湖南省国才馆教授王家祯决定招募女青年100名组成女子大刀队，受训一个月，开赴前线杀敌。1943年11月下旬，日军侵入湖南澧县三沐乡时，有日兵两名进入一民宅内，屋内的两名中国妇女利用日军卸妆的时机，将其击毙。次日，又有3三名日本兵进入该宅，还是那两名妇女，这次各手执菜刀，其他们砍死。上述英勇事迹，仅仅是湖南人民杀敌行为中很小的一部分。这充分体现了湖南人民极具血性、不甘屈服的斗争精神。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宣布，在湖南不仅有正规的中国军队在抗战，三湘大地上的每一个炎黄子孙也是为抗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只要湖南人在，湖南就不会轻易被日军占领，中国也不会轻易就亡于日本之手。当时侵湘的日军第六方面军参谋长宫崎周一在南岳读《湖南省要览》后认为：“湖南人自尊心强”，“富于尚武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