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让我彻底了解了中国社会。”88岁的时候，她这样评价她的监狱生涯。
她曾是那样的欢欣鼓舞地迎接过新中国的来临。解放军进城的那一天，在租来的东单四合院外面，她靠着砖墙，看一队队士兵打着绑腿，身板笔直地从街上走过去，心里特别欢喜。她想，以后街上再也看不到挎着舞女的酒气熏天的大兵了。她诚心诚意地要当一个街道积极分子，跟着大家拿着玻璃瓶瓶和竹夹子，到各家厕所去，翻开砖头，挖出砖头下的蛹。1954年，她的饭馆被公私合营，她成为中央编译社的一名职员，每月拿60元工资，她回到家里，开心得哼起了《我的太阳》。
如果1949年，她和哥哥们一起走了，就不会有后来的这些事，但是她不后悔。她说，在日本读书的时候，她有一个家庭教师叫加藤。加藤告诉她，高尚不是别人笑的时候你不笑，高尚是一种品德。高尚的人，一年中必须找一天闭门思过，想想有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人的事情。你认为正确的，就坚持到底，不要管别人怎么想。
金默玉说，她这一生做过的最正确的事有两件，一件是没有去香港，一件是在监狱中没有陷害过任何一个好人。
晚年
1976年，跟丈夫回上海探亲的时候，金默玉病倒了。X光片上显示，她的脊椎有9节都坏了，病历上写了“脊椎骨质增生、骨髓炎、腰肌劳损”等一系列病症。农场给她办了病退，每月工资随之只剩下了19元2角，连吸烟的钱都不够。在监狱里，腰疼得受不了，或是累得支撑不住的时候，她就吸烟，到后来，一天能吸一包。何况，还要给丈夫在上海的母亲寄钱。
生平第一次，金默玉想到了求人。按照她的性子，她是死也不求人的。50年代在北京，代代跟在她家的保姆白妈拉着她掉眼泪：“格格，您这是从天上摔到地下了。”金默玉大笑：“这不是还没摔死么!”60年代在监狱，腰疼得拿不起放在地上的铺盖，就用脚去移;没有了梳子，就用牙刷把头一点一点地刷过去;衣服破得没有替换的，就用碎布在上面缝出小花来;无论处境如何，外表一定要整整齐齐的。90年代在美国探亲，一位侄孙女苦苦请求这位姑奶奶住到自己家里去，她就是不去。“我不愿意麻烦他们。”但是在1979年，她写了生平第一封求人的信，收信人是邓小平。
在信里，金默玉不是要求平反，而是要求一份工作，她还记得信里的内容：“我如今已经干不了体力劳动了，但是还干得了脑力劳动，请给我工作。”信回得很快，告别北京生活40年后，金默玉终于可以成为北京街头市民中那最普通的一分子。她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孩子，在一个女人最好的繁花似锦的年华，她一个人在监狱里做猫头、做鞋、做玩具剑，干得比其他任何一个人都虔诚。
好在，这十几年，没有让她毫无收获。在监狱的时候，她帮助别的犯人写材料，听到许多她从前想象不到的故事：一个妈妈为了保住祖传的房产，失手把儿子打死了;一个无辜的女学生被认定成杀人犯。她想，如果大家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人对人的理解就不会这么简单和浅薄。从那时起，她一直想办一所学校。
金默玉的学校，如今就在廊坊。为了这所学校，她在日本和北京之间奔波了7年，动用了同学、朋友、亲戚等一切关系，四处演讲，终于筹足了办这所学校的经费。正是在这所学校的基础上，建起了廊坊东方大学城。在晚年，她终于在廊坊有了一套完全用自己挣来的钱买下的房子。邻居们都知道这是个了不得的老太太，但是金默玉却经常自责：“我这一生，到底干了点什么呢?
她已经很少回北京，和同族之间也都不太来往。不久前，她刚见了润麒，他是婉容的弟弟。润麒已经是90岁的老人，他告诉金默玉，又有一个在美国的侄孙女想和她联系。他说：“你给她写封信吧。”金默玉觉得非常好笑，“她是我孙女，要写也是她先给我写啊。”在她看来，润麒的变化真大。她说，润麒年轻的时候，书房桌子上常放把手枪，不高兴了就冲着屋顶开枪，屋顶上被打出好几个洞。“我们都老了……”她叹了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