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之二：5月25日14时，60军命令180师两个团北移马坪里，一个团在驾德山(马坪里南)掩护伤员撤退。次日10时24分，军部突然改变命令，要求180师停止北撤，在驾德山和北培山(驾德山南)一带继续阻敌。接到军部第二道命令时，538、539团已向北走出10多公里，但郑其贵坚持执行上级指示，命令539团掩护和转移伤员，538团往回走，与540团共同阻敌。
对此，538团领导很有意见，建议不要变更命令，还请求到师部面陈意见;540团政委李懋召也主动表示两个兄弟团不必回来，自己断后。然而，郑其贵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们，他坚决要执行上级命令(张城垣《志愿军180师受挫始末》[上])。事后看来，180师在26日若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继续执行军部25日的第一道命令，全师脱险问题应该不大，负责运送伤员的539团在26日脱围而出就是明证。对此，亲历是役的180师政治部干事张城垣评价说：“师长机械地执行第二道命令，使我师丧失了摆脱重围的良机。”(张城垣《志愿军180师受挫始末》[上])
然而，把所有责任都推到郑其贵一个人身上也是不公平的。实际上，人们对很多事情往往都是根据“结果”作出“结论”。在不少人的回忆中，郑其贵是个“好人”，也是“机器人”，如上级的指挥和命令准确、及时，他只会得功不会有过。试想，如果郑其贵率部成功突围，他就不是“机械执行”而是“坚决执行”上级命令了。郑其贵的悲剧一定程度上是“通讯工具”惹的祸。
美国着名历史学者、《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一书的作者贝文·亚历山大曾这样评价志愿军：“也许由于缺乏通讯设备，最严重的问题是部队过于死板。譬如团一级才有无线电、营一级才有电话，营以下部队只能靠通讯员、军号、哨子、信号弹和手电筒来联系。战术上的僵硬死板有时后果极为严重。营级以下的指挥员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一个营一旦投入战斗，往往要打到弹药完全用尽之时，即使这样做徒劳无益，甚至可能导致战术上的自杀后果。”
团级以下通讯工具落后，团级以上通讯能力又如何?志愿军司令部发出的命令到达各兵团，通过译电、发出、再翻译出来到各兵团首长处，需要3小时以上。兵团与各军之间的通讯更不顺畅，众所周知，3兵团与各军曾失去联系达3天之久(23日下午至25日下午)，就是在3兵团电台未被炸毁前后，其与各军之间的通讯效果也不尽如人意。
例如，3兵团于5月22日给60军发的电报，虽然17时就发出，但60军当天深夜才收到，耽搁了整整六七个小时;25日18时50分给180师发的电报，后者第二天10时24分才收到，更耗去15个半小时之久!兵团与军之间的通讯联络尚且如此，军与师之间的通讯能力可想而知。实际上，中共军队自建立后，通讯工具和通讯能力一直是个弱点，不过大家都习惯了在联络不畅的情况下指挥作战。因此，苏联军事顾问科切尔金少将在给苏军总参作战部长的报告中写道，在志愿军中，上级机关“同部队失去联系，都泰然处之，没有一个人着急”(《科切尔金关于中国军队情况给苏军总参谋作战部长的报告》，1951年6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