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执行上级命令的只有郑其贵吗?
若将眼光放远一些则不难发现，在中共军队几大系统中，原红四方面军的将领们最“听话”，极少出现“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情况，这也许也是“红四”遗脉的习惯或传统。或因如此，第五次战役撤退阶段，“机械执行”命令的，不只是郑其贵，还有他的直接上司韦杰。
韦杰是广西人，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将领之一，1955年授中将军衔。不过他只是177名中将的一员，所以需要插叙一下他的突出事迹。韦杰是一名老红军，1927年13岁时就参加了农民自卫军，两年后又参加了邓小平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1935年1月在长征中带着侦察连打下娄山关，立下大功。因为这段经历，他在1955年获得“二级八一勋章”(授予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着有功勋者的证章，其中二级八一勋章授予当时的营团级干部)。抗战时期曾任“朱德警卫团团长”、115师688团团长、129师新编第1旅旅长，参加过香城固战役。解放战争时期当过18兵团61军军长，参加过上党战役、晋中战役和太原战役。1950年11月，韦杰调任60军军长，次年5月参加第五次战役，时年37岁。平心而论，他在指挥180师突围时，不是能力有问题，而是犯了和郑其贵一样的毛病，那就是“机械执行”命令。
表现之一：5月22日，当郑其贵根据师常委集体决议，向军部请示师主力北渡汉江时，韦杰根据兵团命令拒绝了。韦杰对兵团的指示不仅是“坚决执行”，有时甚至“坚决”得过了头。23日中午，兵团来电指示暂不撤收，要求掩护伤员撤退，并未明确掩护的具体期限，而韦杰则命令180师在北汉江以南坚决阻敌，争取5天时间。对此，《屡创奇迹的60军》一书作者陈忠龙评价道：“60军首长在这种情况下几乎到了机械执行命令的程度，使不利的态势发展到危险的境地。”
表现之二：23日下午，3兵团电台被炸毁，60军与兵团失去联系达3天之久，无法得到上级指示。其实，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许是好事，韦杰完全有理由临机处变。然而，尽管180师的处境在急剧恶化，韦杰仍认为“一定要坚决地执行上级的命令”(王树增《远东朝鲜战争》[下])。直到24日下午，城蝗堂失守，这是180师在北汉江北岸设置的二线阵地，它的失守意味着该师后路已断。情势危急之下，韦杰才不得不命令180师结束在江南的掩护任务北撤，命令传至该师时，已接近25日凌晨。
表现之三：180师虽然在北汉江以南等了敌人整整3天，但主力仍渡江北撤，还有机会脱险。然而，韦杰在5月26日上午的一道命令使180师彻底陷入不拔之地。26日10时24分，韦杰收到3兵团于25日16时50分发来的电报：“你军除1个师控制于加平至新延江(春川西)以北山区，担任阻击任务外……。”韦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180师。看看地图就知道，该师两个团已经向北越过该阻击线10余里，所以韦杰不但要180师停止北移，还要求其中1个团折回。其实，3兵团因电台被炸毁，已经“瞎”了3天，这份电报指示是根据60军于24日上报的形势作出的，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已时过境迁。说得严重一点，韦杰这么做实际上是把180师重新推回死路。到27日180师突出重围到鹰峰山下时，11000余人的部队已经只剩个零头了。
列宁曾告诫我们，真理与谬误只有一步之遥，这也许也是“坚决执行”命令与“机械执行”命令的距离吧。180师出事后，郑其贵很快被撤职(1951年7月)，在3兵团降职为管理处副处长(副师级)。韦杰同样遭到撤职处分，不过时间稍迟(1952年10月)，离职后到南京军事学院当高级函授系主任。不过，韦杰得到了原谅，1955年授衔时位列中将，与他昔日的上司王近山同级，而郑其贵不过上校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