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主观原因，或许与人的成见和思维习惯有关。根据传播学理论，一件事经过反复传说，往往会沉淀下来，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结论，形成心理定势。另据心理学原理，心理定势一旦形成，人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排除与自己认识不一致的论据。郑其贵缺乏军事主官任职经历和作战指挥经验，这是180师失利最合理的解释，这一结论很容易也已经被普遍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军事主官任职经历遂遭到有意无意地忽略。平心而论，郑其贵任过连、营、旅军事主官，但时间都不长，如要定性，他还是一名政治军官。不过，忽略其军事主官任职经历，则折射出观点先行，先入为主的思维方式。
郑其贵在历次战事中表现如何?
入朝参战前，郑其贵主要参加了白晋、晋西南、临汾、晋中、太原诸战和解放大西北和大西南诸役。关于他在这些战役战斗中的表现情况，记载非常有限，笔者参阅了相关战史资料和郑其贵本人及其他人的回忆文章，也只能理出大概：
沁阳之战(1945年10月～11月)：郑其贵时任山西抗日决死队3纵7团政委。据该团一营教导员姚晓程等回忆：“在4天准备期间，程团长和孙灏正政委下来好几次，检查帮助工作。孙政委头部负伤，他坚持不下火线，扎着绷带到各连进行指导。”这篇回忆文章系由郑其贵和姚晓程共同署名，但从行文内容及两人当时的上下级关系看，似是姚执笔，郑审阅。显然，在沁阳之战中，郑其贵主要发挥了政治主官督战励气的作用。
临汾之战(1948年3月～5月)：郑其贵时任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8纵23旅政治部主任。是役，由于攻城部队(8纵、13纵和太岳军区部队)缺乏火炮等重型武器，只能采取坑道作业。在所挖坑道遭敌破坏殆尽的情况下，23旅所挖两条坑道成为破城关键。正因如此，该旅在战役结束后被授予“临汾旅”的荣誉称号。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这个称号是中央军委授予的;第二，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180师和60军番号先后被取消(1964、1985年)，惟179师番号保留下来，缩编为179旅，即着名的“临汾旅”;第三，临汾之战中，23旅坑道作业的总指挥正是郑其贵。
晋中之战(1948年5月～7月)：郑其贵时任23旅副政委。该旅与阎锡山的“亲训师和亲训炮兵团”发生遭遇战时，“郑其贵副政委和团的干部一起，对二营进行了有力的动员工作，郑副政委说：'同志们要发扬猛打猛冲的作风，坚决吃掉这股敌人”(郑其贵、程九章、宋佩璋《没有放列的山炮》)。显然，与沁阳之战一样，郑其贵是在履行自己作为政工干部的责任。
以上三战有两个特点：一、都发生在山西，属于“地方战”;二、郑其贵都是作为政治军官“参与”指挥作战。太原战役结束后，解放军进入战略追击阶段，可以说势如破竹。此时，郑其贵当上了师长，他率领180师开始走出山西，向大西北和大西南出击，但没有遇到大仗、硬仗、恶仗，其军事指挥能力并没有得到真正的锻炼和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