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战犯
被俘虏那年，父亲只有44岁，被关在北京功德林监狱里。“文革”开始后，他们被转到秦城监狱。从1968年4月起，父亲从北京秦城监狱转押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抚顺战犯管理所对待父亲，的确也花费了很多心思。父亲对此深有体会，他甚至称那里为“第二故乡”。1985年11月，在他特赦10年后，已经82岁的父亲重访抚顺战犯管理所。他没有住宾馆，而是特地要住当年关押的地方，这样便在2号监室住了一宿。
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名单里终于有了父亲的名字。那一年是我记忆中最幸福的一年，我们的家第一次变得完整，但幸福太短暂了。
母亲原名叫蔡维新，是杭州姑娘，“若曙”是父亲给她取的名字。我的外公蔡仲初是当地名流，父亲在北京陆军大学特一班毕业后就去了南方，经过杭州时，到外公家做客，认识了我的妈妈。
妈妈很少向外泄露她内心的情感。那时候，她已经去功德林监狱看过父亲，劝他听政府的话，却屡屡被父亲拒绝。妈妈回来后很伤心，但这么多年就这么一直等着他，多少风浪、多少运动，组织、朋友都劝她离婚，但她根本就没考虑过。
1959年特赦第一批战犯，没有爸爸。这对妈妈是个非常大的打击，一直到1966年公布了6批特赦名单，都没有父亲的名字。妈妈一次次满怀希望，又一次次跌入伤心失望的深渊。
1975年3月21日，父亲与293名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被特赦。去北京接父亲之前，我记得妈妈曾经长长舒了口气，对我说：“你终于有爸爸了……”我那时有一种感觉，她好像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一件使命，要把我交给父亲。
父亲的特赦，也使我提前结束了在吉林的插队生活。与父亲的第二面，又隔了10年。之后再见到他，他头发也白了，变成一个清瘦的老头。
以父亲为代表的11名首要战犯由统战部安排全国政协委员和文史专员等职务，特赦后第一个月，爸爸拿了200多块钱的工资，其他人只有100多块，他也很得意，把钱都给了妈妈。爸爸身体一直不是很好，他也一直以为自己会先走，他让妈妈把其中的100块钱存起来，对妈妈说：“我身体不好，说不在就不在了，这钱留着给你们备用。”
其实，爸爸出来后，妈妈的状态并未减轻，相反，她的精神负担更重了。爸爸每天出去上班时，妈妈在中午、晚上，都在他下班的时间提前到楼下等，稍微晚几分钟就受不了，觉得出了大事，幻听更严重了，总觉得有人要把爸爸从她身边带走。那段时间妈妈一直在吃药，那种药的副作用非常大，她整天昏昏沉沉的。爸爸对妈妈的病不是很理解，而妈妈也很自责，经常说自己拖累了一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