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于黄埔一期的黄维，34岁便成为国民党王牌部队整编第18军军长，可谓春风得意。岂料10年之后，他的人生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1948年底，身为第12兵团司令的黄维，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继而成为“战犯黄维”，从而接受了漫长的27年改造。
陌生的父亲
淮海战役，是父亲作为军人参加的最后一场战役，也是他和我们一家人命运的转折点。1948年夏天，父亲接到命令，要他立即下山赶到武汉。与父亲告别时，妈妈挺着个大肚子，肚子里是已经9个月的我。
因此，父亲没有等到1个月后我的出生，我们父女第一次面对面，已是17年之后。
1965年，我正在读高中二年级。有一天，我在上课，教导主任把我叫出来说：“你父亲来了，住在锦江饭店，你去见一见他。”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不去。”但学校和家里人都做我的工作，让我意识到，这甚至是一个政治任务，我必须得去。
那一天，是姨夫带我去的锦江饭店。看到父亲时，我既没有油然而生的亲近感，也不是很害怕——之前在一些历史资料上看到说，黄维在淮海战役中准备施放毒气，给人感觉就像杀人魔王。看到他的第一印象，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当时父亲还在改造期间，所以现场还有几位穿着公安制服的陌生面孔在旁边做记录，我并不紧张，就是感觉有点怪。
我朝着他喊了声“爸爸”，看得出，他非常高兴。那一次是父亲和一些战犯被带出来参观，他们刚从杭州到上海。
那一年父亲61岁，还很精神。虽然在此之前我们从未见过，但很显然他对我的所有情况都了解，他还问我以后想学什么，我能感觉得到他非常在意我。我后来才知道，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妈妈第一次去探视父亲时，父亲便让妈妈把我的照片寄给他看看，妈妈特地带我去照相馆拍了一次照片。后来沈醉告诉我：“你爸爸在管理所里，一直把你的照片放在他的左兜里，像宝贝一样珍藏着。”
也许因为我出身的特殊，父亲似乎对我总有一种隐隐的歉疚之情。高中毕业后，我到东北插队，身体出了些状况。那时候父亲已经可以与家属通信，妈妈把我的情况在信里很详细地告诉他。父亲后来把他在里面劳动得到的钱攒下来，大概有200多元，寄给妈妈，让她给我看病用。我后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见到了负责父亲的那位管理员，他说：“别人都是从外面往管理所里寄钱，你爸爸是从里面往外寄，我在这里管了这么多战犯，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