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年，《泰晤士报》的记者莫理循也从北京出发，来到河南，并从那里折向西北开始了他的考察之旅，在洛阳一带，令他吃惊的是道路的荒芜和无所不在的肮脏，“我看到道路失修，这是这里的特点……任何东西都不洁净，肮脏得令人吃惊……客栈的院子里有一口井，井口低于地面，院子里流出的水有可能流进井内，汲出的水中就可能有地面的污水。如果是医生，肯定注意到这里普遍流行肺病。所有的人都有随地吐痰的习惯。房屋空气不流通，忽视排水设施，必然会产生肺病。”
就在白修德报道河南大灾的时候，当时的许多老人还可以回忆起之前的一次“年馑”——光绪二年至五年（1876-1879年）的华北大旱，超过1000万民众死于那场大灾，河南同样是那次大旱的重灾区，使得白修德极为震惊的“人吃人”的景象，同样曾普遍出现于光绪年间的大旱中。“起初是劫路杀人吃；后来发展到进家偷人吃；再后来，又出现了买人吃和买人杀肉卖的事；最后发展到吃亲人。”（《光绪三年人吃人》，《伊川文史资料》第三辑）
按照心理学的观点，大灾难发生之后，“在意识到残酷的现实之后，人们会经历一段消沉期，对周围的一切都变得麻木不仁。”从这个角度而言，灾难过多会导致人们的麻木。
白修德自己也感到了这种“麻木”的产生，后来，在两个星期的灾区之行中，他发现了一件让他自己也难以理解的事情：“最让我诧异的是，当我重读着那些过去的手记和每晚写下的旅途日记时，竟变得越来越麻木了。起初曾经是震撼……逐渐我的心也就硬了起来。”（白修德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