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有价值的是，对比章诒和对两位“文化告密者”的态度，因之具有一种并不仅仅是对个人拷问的力量——这同样是一种对民族与国家的拷问，一个国家与民族，到底能不能真正面对历史曾经的阵痛与真相？巴金生前呼唤的“讲真话”三字，在当下还有多少呢？这或许也正是章女士的“所悲”之处。
且不论其写作姿态如何，章诒和的言外之旨其实是清楚的，即面对悲凉人生与社会呼唤“魂兮归来”——这个魂，既是独立与自由的精神，一种真诚面对自身的力量，也是正在消逝的传统风骨与清正本色。
“我的写作动机始终是明确的——我们这些苟活的人，当为那些在历史严寒中瑟缩的生命留下一口热气；从已然消失且一去不返的诗意里找到一丝甜蜜；讲出以往掩藏很深的痛苦，把它交给未来。也正是记忆使我得以于绝境中复生……即使明天就死，今天也要把心叫醒，将魂找回。思想无罪，社会永远需要批判。”章诒和在另一篇文章中曾自述其写作往事的心境，结合其揭短文章读来，其中自有一种深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