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于9日之前作出满意答复。这无疑给已经兴起的商会和工商界的救亡活动火上加油。12日，北京总商会向全国各商会发出通电: 政府让步讲和，权利丧失，国几不国，今请自本年5月7日之始我 4万万人立此大誓，共奋全力，以助国家。时日无尽，奋发有期，此身可灭，此志不死。号召全国各商会发动工商界参加这一救国运动。
此后，救国储金活动在全国各商会的响应下迅速兴起，到8月底，全国各省已成立救国储金机构299处，其中120处已认报储金640余万元，有54处已实收储金202万元。为了进一步推动救国储金活动，9月9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储金团代表联合大会。到会代表51人，成立全国储金代表联合会，推虞洽卿为会长。会议通过了全国统一的进行办法，通电要求各级政府、报馆、商会、储金事务所极力进行；修改了储金团章程，强调自主支配储金用途，增加储金作制造厂之用的规定。不久，这场轰轰烈烈的救国储金活动，虽为防止袁世凯盗用储金作为复辟帝制经费而被迫退还和解散，但是亦已显示了商会和工商界试图自行担负起挽救国家利权重任的意图。
商会在发起和领导救国储金活动的同时，还发起和领导了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运动。3月中下旬，上海商界首先集会讨论抵制日货之事。继而各地纷起响应，不及旬日之内，广东、无锡、松江、福州、安徽、烟台、营口、济南、长春、厦门、汉口、芜湖、大通等地的商会及其他工商团体，先后掀起抵制日货运动。4月以后，又有长沙、湖州、哈尔滨、昆明、沙市、天津、奉天、重庆等地的商会相继而起。一个波及全国的抵制日货运动高潮很快形成。
提倡国货运动与抵制日货运动相辅而行，同时发起。3月中旬，上海总商会议董虞洽卿发起成立“劝用国货会”，通告各帮董事分别召集各同业，开会劝用国货。于是上海的宁波帮2788家、广肇帮2607家、潮州帮1916家、洞庭山帮907家、苏州帮866家，均签字一律改用土货。山东、福建等帮，亦四出劝导，一致进行。南京、苏州、杭州等地的商会，亦相继而起。到5月7日以后，湖南、河南、汉口、盛泽、温州、武进、天津等地的商会，也相继发起了提倡国货运动。他们或组织国货维持会，或成立劝用国货会，或组建国货负贩团，或设立国货专销机构。与抵制日货一样，提倡国货运动也以一日千里之势，很快普及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