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黄子云在1995年1月《党史博览》发表的《“幸有寸心如火炽”》文章中的叙述。黄文说1939年，任新四军军部秘书的杨帆，向新四军政委项英反映了江青“在上海的劣迹”：“通过无线电波，反映江青劣迹的这份材料很快地到了延安。可惜这份材料没有直接落到毛泽东或是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手里，而是落到康生的手里。康生收到这电文的次日，将原文给江青看了，而且把电文扣了下来。”
由于决定给延安发电的项英于皖南事变中牺牲，电报是否直接发给康生无法确定。但叶子龙收到的电报并非发给康生的，否则他不应该先将电报直接送给毛泽东。叶子龙回忆说：“电报是我送交毛泽东的，所以记得电文的内容。毛泽东看了电报对我说，江青的情况康生都了解，如果有问题他就会告诉我了，可他并没有说什么，可见没有什么问题，不必大惊小怪。就让我把电报拿回来了。”
同样的电报既发给中央，又发给康生个人，似乎不太可能。如果项英只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按正常程序，应该如叶子龙所说，由叶先送毛泽东，而不可能直接落入康生手里，并由他拿给江青看，又私自扣了下来。根据黄文的叙述，毛泽东显然不可能知道项英来电报一事，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事实是毛泽东首先看到了项英的电报，但他相信了康生有关江青情况的汇报，所以没有以此为意；至于他事后是否又因此询问过康生，就不得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