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遗嘱库为60岁以上的老人提供遗嘱登记、保存的免费服务。负责人陈凯在遗嘱库试运行第一天8点半到达办公地点时，发现70多位老人已经自发地发完号，排队等待开门了。一年过去，大约3万人向遗嘱库预约了时间，已经排到2017年，少数老人在等待中死去。陈凯说，95%以上的老人都为如何处置房产而焦虑。一位70多岁容易激动的大爷在遗嘱里申明房子不给儿子，“他太坏了”。因为担心儿子觊觎，他甚至将房产证缝在自己的衣服里。立完遗嘱后，他大大方方地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冲着摄像机镜头说自己头不昏了，腿不疼了，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
临终医院是临近死亡老人的集中之地。平均每年，有300位老人逝于北京大兴区这家临终关怀医院的200张病床上。包括院长、医生、护工在内的多人，在回答此时此刻有多少位老人时都颇为犹豫，因为死亡几乎天天降临。
心理师张镌文找不到词来形容即将死去的老人身上散发出的那股他们自己察觉不到的气味。临终前的老人，对于她依赖强烈。一位老人因为死去的乌龟对着墙壁哭泣了一天，直到她买来另一只。两天没见到她的老人曾气冲冲质问她，“你上哪儿避风(东北方言)去了?”一个已经去世的臭脾气老人，生前最爱站在阳台上高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以希望有人关注他。老人们总是谈论过去而非现在。一位患了阿尔茨海默综合症的陈姓老人跟每一个来看她的人反复念叨，自己当年做过周恩来的舞伴。
在某些时候，死亡也有等级之分。有着“地下中南海”之称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着32500多份国家领导人或元帅功臣的骨灰。北京市委23年前将入住级别由县团级提升为司局级(师职)后，这个数字以年均约1000的速度增加。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的骨灰摆放按照生前级别，因此很多革命家与领导人和他们的妻子不能合葬，例如陈毅和夫人张茜就未能同处一室。但八宝山在2006年开始允许领导人跟配偶合葬。300平方米的任弼时墓占地最大，而林徽因的墓则被祭扫最多。“文革”中被毁坏最严重的是瞿秋白的墓，因被戴上“叛徒”的帽子，墓地一度被几百名红卫兵挥镐夷为平地。骨灰堂内，康生和谢富治的骨灰盒，遭到其他逝者家属的唾弃和破坏，后经批准迁出。中一室在八宝山革命公墓28间骨灰室中地位最为显赫，朱德元帅的骨灰盒放在迎面正中的101号位置。陈毅元帅对应的是44号。而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元帅的骨灰盒，据说恰好被安放在编号为81的位置上。
车队司机杨战旗专门负责接送省部级以上的官员，只要他一出车，八宝山殡仪馆承接的都是“重大治丧服务保障工作”。这位40岁的退伍士官乐于谈论自己第一次单独执行并圆满完成任务的情形。当他稳稳地驾驶进口的碧莲牌灵车，穿过铺天盖地的闪光灯，将载有邓小平夫人卓琳女士的遗体的灵车，准确地停在八宝山大礼堂前规定的某个点5厘米误差的范围内时，站在一旁的单位领导松了口气，朝他竖起大拇指。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个高级官员特意对他说：“为首长开专车的小同志辛苦了。”
对于这座建都已有800多年历史的城市来说，这些其实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从元朝开始，在这座城市里已经死去了40个皇帝，以及数百倍于此的高官、富商、名士，他们经历过举国哀悼的风光葬礼，他们的陵墓规模浩大，神秘莫测，坐落城市四周风水之地，成为这座城市的代表之物。但无论生前还是死后，明朝将军袁崇焕都是特殊的一位。
袁崇焕被崇祯皇帝下令磔刑(肢解躯体)处死后，他的佘姓部下将其头颅埋于现在东花市斜街52号院内，命子孙世代在此陪伴。
对于此后18代佘家人来说，是袁崇焕的忠义精神，支撑他们为其守墓近4个世纪。佘家第18代守墓人佘幼芝的深褐色户口本中，职业一栏里直接写上“看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