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刘雷特意介绍了“新疆”这个词的固有内涵。美国学者贝尔斯1937年在上海出版的《左宗棠传》中谈到，乾隆用兵15万收复西北疆域后为之取名“新疆”。“新疆”，其意实为“故土新归”，而绝非一些人谬传的“新辟疆土”。诚如著名维吾尔族学者包尔汉所指出的，“新疆与祖国的关系不是一般的朝贡与封赐的关系，而是表现为长期的不间断的国家行政权力在这一地区的直接行使”。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开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进程，新疆也命运多舛。1865年，在英国的支持下，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与新疆封建势力和卓勾结作乱，侵占了天山南北诸多城镇。1871年，沙俄趁机侵占了伊犁地区，进一步加重了西北边陲危机。西北防务重新得到了清朝政府的关注。1875年，左宗棠率军西征，两年后打败了阿古柏等入侵者，1881年终于收复了被沙俄强行占领长达11年之久的伊犁，清朝政府则重新恢复了对于新疆各地的军政管辖。清军收复新疆时，左宗棠在1877年上呈的奏章里，提出了“设行省、改郡县，为新疆久安长治之策”的意见。随后，陕甘总督谭钟麟、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刘锦棠等人又数次上奏论述，遂使新疆建省之说臻于完善。光绪十年十月初一，清政府发布新疆建省上谕，正式建立新疆省。对于“新疆”省名本来的涵义，左宗棠在奏议中郑重言明，是“他族逼迫，故土新归”，即意为原来是中国领土，被外国入侵者占领后，现在重新又被收复回来。因此，把“新疆”一名的由来说成“以其为新辟疆土而成新疆”是不准确的。所谓“新辟疆土”而名“新疆”之说既混淆视听，造成模糊认识，又极易被“疆独分子”和“三股势力”所利用。所以，我们在进行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教育时，必须严肃澄清这一点。
刘雷谈到，王震同志生前曾说过，解放初，我军进军新疆的路线走的就是当年左宗棠率军西征走过的路线。在那条路上，他看到了当年的“左公柳”，可以想见，左公走的那条路就更艰苦了。王震讲过，“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则，祖国西北大好河山很难想象。”“自西汉张骞、班超经略西域起，历经汉唐各代到现在，我国各族人民都为保卫和开拓西北地区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解放后，毛主席、党中央指挥我们屯军戍边，对大西北的开发和建设更是功勋卓著。中华民族多少优秀儿女为这一崇高的事业献出了青春和生命。不久前，党中央提出大力开发西北地区，我们这一代人应是义不容辞的，我们的后代更是任重而道远。”回味王老将军的这些话和为之付出的一切，我们深深感到，毛泽东、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是坚持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的典范，是稳疆兴疆、强边固防的榜样。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他们创立的光荣传统，坚决贯彻中央治疆方略，自觉扎根新疆、保卫新疆、建设新疆，切实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刘雷紧接着指出，综观百余年来新疆地区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史，可以以1950年新疆和平解放为界分为两个历史时期。20世纪前半叶是分裂势力由思想传播发展到政治实践的时期，在来自国外的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的持续渗透下，1933年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1944年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成为新疆历史上仅有的两个分裂政权，尽管这两个分裂政权存在时间不长，但其影响深远，“东突厥斯坦国”成了分裂分子追求的政治目标。
20世纪下半叶至今是分裂势力沉渣泛起到反分裂斗争进入以反对暴力恐怖为主要形式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党政军各级领导，对于维护新疆稳定高度重视，正确决策，措施得当，打击有力，动员各族广大群众进行反恐怖、反分裂的艰苦卓绝的斗争，遏制了分裂势力的猖狂气焰，打击了恐怖分子的罪恶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