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派具有发展潜力的高级干部出国进修，始自改革开放以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王辉耀在加拿大曾陪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率领的一个代表团，和加拿大政府商谈中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官员培训项目。当时王辉耀向李岚清建议，“应加强对城市高级官员的进修和培训。”
这个中加合作项目最终被定位在对中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市长级干部培训上，许多市长第一次了解了“资本主义”是什么样。王辉耀曾陪一位市长参观多伦多和温哥华的股票市场，这位市长感慨：“看来资本市场不是一个姓资姓社的问题，而是大家都可以用的载体。”有一次，一位副市长对多伦多满大街跑的韩国汽车，而且售价只有五千多加元感到不解。王辉耀解释：“因为韩国是GATT(即如今的WTO)成员，在加拿大售车享受关税优惠。”
最早中共干部出国主要是短期考察，主题多以经济领域为主，出国官员也大多是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或者主管经济的官员。上世纪90年代，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口号后，中组部组织了1000名左右的地市级干部到香港学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证券、房地产等知识，如今的香港特首梁振英当年还担任过授课教师。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也曾培训过大批中共高级官员。1998年，在时任中组部领导支持下，“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启动。按计划，每年肯尼迪政府学院会接纳20名中国政府高级官员来此接受培训。其中4至6名官员参加一个学期的中长期培训，其他成员则参加4周的短期培训，全程英文授课。
此后，大量中国高级官员到肯尼迪政府学院进修，官方履历显示，国务院副秘书长汪永清、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等，都曾经在哈佛大学接受培训。
“出国花那么多钱，当公务员不划算”
目前体制内的“海归”官员主要分两种：一类是在国内从政并取得一定成就后，被选派到海外留学或培训;另一类是先出国留学，学业有成后归国从政。
当下中国有海归背景的官员趋向第一类。困扰中国海归人员进入体制内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体制屏障。依照正常程序，必须参加国家公务员统一考试。
从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硕士毕业的小姚(化名)就有类似遭遇。小姚出国前曾经在计生系统实习过，从英国回国后，她通过熟人介绍，进入国家卫生计生委下属的一个基金会工作，“通过了考试，还顺利地解决了北京市户口”。
基金会只是事业单位，由于国家卫生计生委机关缺人，她又意外地被借调到国家卫生计生委一个司做文字工作。“我主要负责给国家领导人写稿子。”小姚的工作内容还包括撰写给国务院的请示报告，“其实是挺有意思的。”
小姚还属于基金会的事业编制，若想转入公务员体系，必须在原基金会熬到副处级以上。为了尽早解决编制问题，2013年底，小姚参加了一次国家公务员考试，“考得很差。”小姚说，像她这样的海归，习惯了做雅思考试那种直来直去的逻辑，“完全适应不了国情，很难通过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