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启发我：一是各个单独的经济活动、事件，其不同于“经济真相”，而是“经济现象”;二是要认清“经济现象”背后的“经济真相”，需要借助于由命题、假设、定理等一套概念体系所组成的经济理论分析这一工具箱(尽管是相对真理)，即要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经济规律、经济现象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三是这种分析又要有“历史感”。不同的经济活动、经济事件赖以生存的“历史长度”和“时空条件”是不一样的。
考察中国经济真相
绝不能忽视三个维度
由于中国经济的“今天”绝不是突然“从天而降”，而是“昨天”的延续，“昨天”又是“前天”的延续;由于中国经济已不是封闭经济，而是个开放经济，且是全球经济中的第二大开放经济体，其发展的快与慢、成绩与问题，不能不与其他经济体的发展密切相关;又由于若以中国经济自身视为独立的大系统考察，大系统中有众多子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紧密相关，互相咬合，即国民经济活动中各个领域的活动表征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有的是因果循环。特别是在中国当前，众多的经济制度正处于大规模转轨变革的特殊时期。仔细分析，大系统内各子系统之间矛盾的复杂性、独特性和暂时性，又恐是一些市场制度和法律成熟国家所不具有的，也是传统、主流经济分析理论所不能完全涵盖的。故，考察中国经济的真相，我认为，绝对不能忽视以下两个维度或三个维度：
一是时间维度。要看清中国经济当前各类经济活动的真相，有些活动或问题还真需要放在更长的时间跨度内才能看清楚真相，在短期内是不易看清其本来面目的。最为典型、最需抽象的是上述曾提到的，中国改革开放35年的成绩是“巨大的”，同时又是“不可持续”，走不下去的“成绩”，不改革死路一条，这说明什么?说明对过去的巨大成绩同样要一分为二，成绩中有瑕疵，有不足，有教训。生态破坏、资源枯竭、分配不公、危机险象丛生。弄得不好，曾经的“超级繁荣”可能是因，最后的“危机破坏”才是果。因此，若从长周期看，经济真相到底是什么?只有不割断历史，把过去的高速增长与将开始的中速增长两个历史时期放在一起分析，也许才能更清楚、客观地认清“高速增长”时期的经济现象。
又譬如，信手举个金融领域中的小事，中国有些经济活动或制度安排，从长期看，方向肯定是正确的，但在短期内或某特定的时间期内，囿于转轨特殊时期的条件限制，又未必是最为恰当的制度安排。如近期舆论在不断呼吁、监管当局却迟迟不开大闸的“资产证券化”，其方向肯定正确，有利于盘活微观金融机构资产，提高竞争活力，但在中国当前房市泡沫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并重的局面下，且不说信息不对称、不透明下证券化资产受让者——市民大众的风险，就是通过资产证券化，客观上再允许大量信贷资金或通过加快资金周转，方便更多的资金投入高风险的房市和地方债务领域，本是体现中国经济持续稳定运行之规律吗?是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真相”所容忍的经济活动吗?
这里还需注意，市场经济本身所要求的一些制度安排，中国“今天”看来不行，“明天”未必不行。“昨天”制度的扭曲，也许是渐进式转轨的必然，未必是简单意味“今天”改革的滞后。更不要忘记，人类活动真实的历史不可能是纯经济的。正确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工具箱”进行分析，不能不考虑“所赖以生效的历史——政治结构”(熊彼特)。
二是空间维度。即要看清中国经济的真相，必须把有些经济活动放在全球经济范围内考虑。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成功，大家公认的基本原因是人口红利和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面临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冲击，中国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刺激后，风险递增，现货币供应逐渐回归常态，经济增速趋缓，本是合理的。尽管这两年劳动力成本有所提高，但并不是近来经济增速合理趋缓的主要原因。危机后美国、欧盟等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全球需求的萎缩，才是公认的主要原因之一。言外之意，因此再反观前10年，2001年到2004年期间美国13次降息、扩张货币政策，刺激房地产、刺激消费从而带来的经济繁荣、进口需求大增，才是中国经济自2003年以来10年“超级繁荣”的外部条件。如果舍去此外部条件，中国的人口与制度红利又是如何能得到如此高的回报?这同是中国经济“10年繁荣”的真相。若说不是，又为什么在美国2008年危机后，中国同样具备基本相同的内部条件，然而想维持曾经的两位数高增长却是如此的力不从心、精疲力尽?所以，要看清中国增长的全部真相，全球化的空间维度不得不予以充分重视。看经济增长是如此，看汇率、看国际收支、看外汇储备、看大宗原材料价格的动态变化等等，又何尝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