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解放后，父亲出任公安部部长，因工作或陪同毛主席到上海的次数就多了。我第一次随父亲去上海是1951年2月。当时我在武汉上小学，我们的学校为了躲避国民党军队飞机轰炸上了庐山，父亲从广州北上沿路视察各地的公安工作，派人把我接到了南昌，他到南昌和我们汇合后就随他路经上海回北京，和他同行的还有我大妹妹罗峪田，邓发烈士的女儿邓金娜。我们几个孩子都没有到过上海，到了上海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眼睛都不够使了。我们先上了外滩当时最高的大厦，第一次坐电梯上了十八层鸟瞰外滩和全上海。又去逛了南京路，进了号称上海“三大公司”之一的永安公司，买了一些日用品，又按妈妈的意见买了两辆儿童自行车。当时公司还有摸奖活动，小孩子爱热闹，就由我去摸，竟然摸到了一个头等奖，那可是个大奖，有500万(旧币，相当于现在的500元)，爸爸妈妈当时还是供给制，每个月只有几十块钱津贴，500万在当时也算个天文数字了，结果惊动了老板，出来打圆场，说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占老百姓便宜，不应拿这么多钱。带我们去的秘书、警卫员更没有要他这个钱的意思，老板不好意思就请我们吃了一顿饭，我们还很高兴。
“文革”前我父亲最后一次到上海是1965年12月了，而且不在他的计划安排之中，是被突然叫去的。当时毛主席提出“备战备荒”，我父亲到广西、云南边境地区查看地形，还接到小平伯伯的一个电话，说他和李富春、李井泉正在昆明，让他赶到昆明见面，父亲说恐怕不行，还有几个地方没有看完，要到河口、老街看完后才能到昆明，到昆明后还约好和妈妈一起到西双版纳。不久听温玉成说上海要开会，广州军区黄永胜司令员，邓小平都要去，你怎么不知道?父亲因为其他事和杨勇通电话，杨在电话上说第二天他要同贺龙、肖劲光到上海开会，什么内容不清楚。第二天到了一个军分区，父亲亲自给彭真伯伯打电话，彭在北京值班，他应该知道。可彭也不知道，说可能是讨论作战问题，总理在电话上，说不是，是庐山会议性质的问题。父亲问是谁?彭说不知道，总理说电话上不好说，会写信告诉他，他接到信后再告诉父亲。过了一两天彭伯伯来电话了，说上海会议分批开，我和你是第二批。马上总理电话也到了，要父亲11日赶到上海开会，父亲问什么事?总理说电话上不好说，来了就知道了。这样父亲9日赶到昆明(而在昆明等他的邓小平、李富春、李井泉已经飞往上海了)。10日在昆明停了一天，在昆明军区高级干部会上讲了话，11日和先前已经到昆明的妈妈一块坐飞机从昆明到了上海。
后来才知道，上海会议是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常委才7人，可参加会议的多达几十人，连不是中央委员的叶群都参加了。事先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常委中只有毛、林、周知道，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都是到了上海后才知道。军队中也是少数人才知道，其中像杨成武、肖华等人还是林彪亲自打了招呼的。而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也不知道，他也以为是研究作战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