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高级将领们到我们这里来，并且给国防部写信，要这要那……如果我们有远见，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会是另一种做法……印度从中国入侵中学到了这个世界容不下弱国……我们一直生活在自欺欺人的世界中。”
这些话是当时的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963年说的，当时印度刚刚在中国手中尝到耻辱性的失败。作为一个一直用自己乌托邦式的眼光看待国际政治的领导人来说，这场失败犹如醍醐灌顶。
1962年边境战争的失败让他意识到，在国际政治中，弱国毫无立锥之地。
印度官方历史中这么形容中印之间的那场边境战争：“1962年的事件也在政治和外交领域产生了显著变化，带来了更多的现实主义。”
印中战争让印度开了眼，但即使45年之后，印度人依然没有意识到导致自己失败的环境和原因。流行的看法是中国背叛了印度的信任，袭击我们在拉达克(Ladakh)和东北边境特区(North East Frontier Agency)的防线。
但政府对这次战败的调查(尚未解密)、印度政府1992年的官方历史、已经解密的中国和美国文件、以及印度分析家和学者的大量研究都表明，对于这场战争，还有惊人的事实。
最显著的原因是当时的政治领袖让印度遭受了失败。不是中国的背叛，而是当时的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以及他的国防部长V·K·克里什那·梅农(V K Krishna Menon)自以为是地相信他们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而且即使印度奉行“前进战略”，中国也不敢进攻印度。
前进战略和对中国不作为的判断得到了当时的情报局长B·N·穆利克(B N Mullick)的坚决支持。有些分析家认为，穆利克也对误导政治领导负有责任。
对现有资料的分析可以得出印度战败的几个主要原因，它们是：
政治领袖们误判中国不会对印度在拉达克和东北边境特区的“前进战略”做出反应;
印度军队装备不好，准备不足;
中国无根据地认为印度试图占领西藏。
痛心的报告
耻辱性的失败之后，印度军方委托亨德森·布鲁克斯(Henderson Brooks)少将和P·S·巴加特(PS Bhagat)准将调查这场灾难。虽然参考资料极为有限，但二人深入挖掘，发现了最初形成“前进战略”和印军在当时是如何在政治领袖的压力下被迫参与冲突的许多资料。
亨德森·布鲁克斯 - 巴加特报告还未解密。但英国记者内维尔·麦克斯韦尔(Neville Maxwell)看过了报告并发表了一篇内容摘要。他是怎么看到这份报告的不大清楚，有传闻说是一位高级部长把报告交给他的。
印度政府在1992年发表了一份官方历史文件--1962，与中国冲突史，由国防部历史局编撰。上述两份文件都认为，装备恶劣、准备不足的印军是被迫对抗优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实际上，直到1961年仍担任陆军总参谋长的K·S·迪马亚(KS Thimaya)将军1962曾在Seminar杂志撰文指出：“作为军人，我根本无法想象我们单独与中国公开冲突;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也不能期望能赶上中国。保证国家安全的责任，应该由政治家和外交家承担。”
但是，政治领袖在情报局的支持下命令军队在印度宣称所有的全部区域建立前进据点，其中包括有争议的地区。
“前进战略”从1954开始实施，不顾中国政府一再抗议，在争议地区建立哨所，这些哨所甚至常常越过中国的前线哨所。
尼赫鲁一厢情愿地急功冒进，他相信印度由于有美苏的一致支持，中国不敢反击印度的前线据点和巡逻队。
这背后的设想是通过逐步设立据点，最后把中国人赶出印度人认为自己拥有的地区。
有些印军将领反对这个政策，认为它在军事上是危险的。他们知道印军准备不足，无法在前方抗击中国军队。 印度官方历史中就记载：“1959-1960年间，东部司令部司令官S·P·P·托拉特(S P P Thorat)少将就已经意识到中国在东段对印度的威胁并提出了一些应对威胁所需的要求。但军方总部以及国防部对此并未多加注意，甚至未通知总理。”
军队总部的政治化
尼赫鲁不是专心倾听军队的意见，而是把军方高层换成一批只会唯唯诺诺的军官，他们只会服从命令，最终将印度带向耻辱。这种印度军方高层公开的政治化也是印度失败的原因之一。
最为严重的是，政治家们不负责任和国粹主义的声明使局势更加恶化，并使中国人有把柄以“自卫”的名义进攻印度哨所。
当时的印度国土部长拉尔·巴哈杜尔·沙斯特里(Lal Bahadur Shastri)1962年2月4日曾宣布：“如果中方不从他占领的地方撤出，印度将重复其在果阿的行动，把中国军队赶出去。”
尼赫鲁也于1962年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他已经“命令印度军队把中国人赶出去。”
把中国人赶出去。政治家说起来容易，但实地情况却不同。印军后勤保障疲弱，准备不足，无法与经过良好山地作战训练的中国军队抗衡。
1962年整年，印中军队在边界线上冲突不断。但印中边界战争的主要战事是从1962年10月10日到11月20日之间进行的。主要地点是瓦弄、达旺和阿克塞钦地区。
军方分析家认为，有一系列因素使得印军崩溃。印度在喜马拉雅地区的情报设施不足，根本不清楚中方的力量、机动能力和战术，特别是个别报告中提到的人海战术。
罗德里克·麦克法卡尔(Roderick MacFaquhar)在其《文革起源，第三卷：1961-1966 山雨欲来》(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一书中责怪印度情报部门未能准确研判中国国内和外交的发展，而只是依赖中情局的简报，印度驻北京使馆关于中国国内经济危机、中苏交恶以及台海危机的剪报。而根据这些情报，印度政坛、军方和情报部门的领导者们就得出结论说中国不会对印度的“前进战略”做出激烈反应。
后来的调查表明，甚至军方也没有准备和中方开战。很少部队有山地作战的经验，武器陈旧，根本不适合山地使用，而且还补给不足。中国人在西藏有补给基地，而且对山地战事十分熟悉。
后勤、指挥失误
而印军连过冬的服装鞋帽都不够。印度官方历史中说，通讯不畅，没有道路网络，补给和增援大都由空运完成。
弹药不足，缺乏炮火支援，炮兵在山区没有机动能力。
更有甚者，军队士气极低。军中的决策十分随意。官方历史指出：“有些决定匪夷所思。例如，有两个被派往平原地区当向导的拉其普特(Rajput)人在途中被命令停下来，重新派往卡蒙地区(Kameng)。他们对这个地区一无所知，而不是把他们派往熟悉的瓦弄地区。到处都是一片混乱。”
报告还指出，“无计划的随意调动军队破坏了原有的部署，进而摧毁了战斗队形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是，政府命令向威胁多拉(Dhola，即中方所称的扯冬)哨所的中国军队进攻，并把他们驱逐出去。战地指挥官曾抗辩，要在麦克马洪线附近塔格拉峰(Thagla Ridge)的冲突地区战胜优势的中国军队军事上是不可能的。
有研究指出，9月期间，军方总部命令前线部队收复多拉哨所东北方1000码的中方哨所，并包围塔格拉峰南侧的中国部队。据亨德森·布鲁克斯 - 巴加特报告记载，军方后来的调查指出：“坐在德里的总参谋部竟然对多拉哨所东北1000码的行动下达直接命令，这是令人震惊的。对己不清，对敌不明，而且在部队和目标之间还可能有一道山谷，尽管如此，命令还是下达了。这道命令在史上简直可以与轻骑兵冲锋相提并论。”(译注：1854年10月25日，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军一支的轻骑兵部队向绝对优势的俄国军队发起了毫无战术和战略意义的冲锋，全军覆没，约600人战死。)
于是政治领袖和军方总部决定把在塔格拉峰地区进攻和驱逐中国军队的任务交给新组建的第四军。可笑的是，这支新部队的领导权交给了B·M·考尔少将，他在此之前没有任何指挥实战部队的经验。
就连官方历史也批评考尔经常越过指挥系统，要么不经过东部司令部直接联系总参谋长，要么不经过中级军官直接指挥下级军官。
中印宣布停火后，考尔将军被随即解职。他后来离开了军队。
不使用印度空军
另一个许多分析家和军事专家认为可以改变战争结果的重要因素是印度决定不使用空军。印度空军只参加了空投补给的行动，没有进行任何攻击行动。
前空军少将A·K·特瓦里(AK Tewary)曾在《印度防务评论》上发表文章表示，如果印度使用了空军，战争的结果可能不同。
他谴责当时的情报局负责人B·N·穆利克夸大了中国将因印度空军参战而报复性轰炸印度城市的可能。
后来，尼赫鲁十分焦虑，以至他给当时的美国总统J·F·肯尼迪写了两封信，要求美国空军支持抗击中国。这些信件到今天依然未解密。
但S·戈帕尔(S Gopal)在他所著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传》中摘要记述了这些信件的主要内容：“尼赫鲁没有征询任何内阁成员意见，就给肯尼迪写了两封信，把情况描述成'已经绝望'，要求立即派遣至少12中队的超音速全天候战斗机，并建立雷达网络。在印方人员的训练完成之前，美方应派遣飞行员，安装雷达，以保护印度城市免遭中方袭击。”
戈帕尔还写道：“尼赫鲁还寻求美国支援两个中队的B-47轰炸机，袭击中国的基地和机场。印方的飞行员和机械师必须立即送往美国培训。”
但是1962年11月20日，中国单方面宣布停火。印度丧失了大片领土。在东北边境特区，中国人向前推进了200公里，几乎抵达阿萨姆(Assam)平原。最后，1962年12月1日，双方从各自的控制线后退20公里。
合适的时机
有些分析家认为这场战争错在印度，因为当时印度奉行进攻政策，激怒了中国，迫使她不得不进行自卫。这个结论并不正确。历史证明中国对印度的行动了如指掌，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时机进行反击。所以，当中国的外部环境缓和后，她就开始教训印度了。
1962年初，中国还在应付来自台湾的反攻威胁，但到6月，这种威胁一旦有所缓和，她就把更多的军队调往中印边界。
如果再仔细分析历史事实就可以了解到，中国1962年10月20日发起的攻击是经过周密准备的，而且恰逢古巴导弹危机，整个世界的注意力不在这里。
印度官方历史对中国行动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解释：“揣测中国刻意在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发动攻击是合理的。两个超级大国正忙于性命攸关的角斗，这让中国获得了对印度发动军事打击的空间，因为他们不用担心来自超级大国的干涉。”
加勒比海的危机解除后，中国就立即于1962年11月20日单方面宣布停火。
印度策划夺取西藏
中印边界燃起战火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无根据地认为印度在策划夺取西藏。
分析家们认为，随着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有关文件的不断解密，有新的证据说明中国战前就有思想准备。
分析家相信中国的决策者为印度当时与美国合谋要让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对印度激进的“前进政策”进行惩罚肯定是中国开战的原因之一。但认为印度正在企图在西藏造成某种既成事实也在教训印度的决策过程中起了相当的作用。
最近发现中情局50年代曾资助和装备了西藏境内主要的抵抗运动。中国怀疑印度也是其中一个活跃的力量。这一点至今无法证明。情报局长B·N·穆利克在其1971年著的《中国背叛》(The China Betrayal)一书中也承认了当时中情局在西藏的活动。
印度是否有意识地帮助中情局在西藏的作业要到印度解密政府文件时候才能真相大白。但中国相信印度肯定在其中起了积极作用，这也是中国决定惩罚印度的原因之一。
英勇的士兵
1962年的战争在印度人心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政治和军事领袖们明知军队在后勤薄弱补给不畅的地区无法与中国抗衡，仍然让他们手下的士兵去无谓地牺牲。
在那举国悲痛的日子里，唯一能够团结全国上下的，是印度军人在逆境中表现出的杰出勇气。据说，即使面对必死的情况，他们也没有放下武器。
战败后，诗人普拉迪普(Pradeep)把他们的英勇谱成不朽的传唱：噢，吾土吾民(Aye mere watan ke logon, jara ankh me bharlo paani 译注：英文翻译为Oh, people of my country)。
这首歌曾在1963年1月26日新德里的全党大会上由拉塔·曼格什卡(Lata Mangeshkar)演唱，曲终时尼赫鲁无法忍住泪水，放声大哭。
直到今天，这首歌依然让印度人想起当年在喜马拉雅山区牺牲的印度大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