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问题，随着“甲午战争”120周年纪念日的到来和中国清晰展现放弃“韬光养晦”战略和实施更富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而变得似乎不那么虚幻了。
——战略再平衡：中日冲突性质的根本改变
中方对安倍参拜的强烈反弹，是因为近一段时期以来中日冲突的性质已经深刻变化。
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家整体实力大幅增强，并从传统的内陆大国向海洋强国发展，利益诉求向能源资源供给保障、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维护延伸，为此调整国防和外交政策，扩张区域外交影响力，成为战略选择。
这就带来地缘上的重大结果：与作为岛国，对海洋能源资源和海上安全强烈依赖的日本的冲突变得突出。日本为了确保能源资源供应、海上通道和海洋屏障安全，与中国进行地缘政治竞争，成为其战略上的首要考虑。
另一方面，中国所面对的总体外部环境与中日建交前后相比，早就不可同日而语。当年中苏交恶，中国急需密切与美日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以制衡苏联的威胁;如今中国外交总体向好，中国维系与日本的密切关系已经不是迫切的需求。
更为直接的因素是，面对日本日益明显的地缘政治吁求，中国从一个韬光养晦战略的信奉者，开始趋向更积极地开展军事和外交斗争，在争议海域强化军事存在。
而近二十年日本经济发展长期低迷不振，与中国的经济地位发生逆转相应的是，日本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影响力与中国的比较优势，已丧失。在这种反差下，原本对美国希望其发挥成熟国家作用态度消极的日本，危机感日益加深，并在内外战略上体现了出来。
一言以蔽之，中日国策的战略性转向是相互促进的：日本的右翼化、民族主义化，并在地缘政治冲突中变得好斗，激发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其意识到维护海洋安全的紧迫性。
反之，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也在日本复苏大国意识、借修宪废除和平规约、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烈焰上浇了一大盆油。这是中日自发地进行战略调节的一种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