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9日，红军主力离开遵义，分三路向西北方向的土城、赤水进发。红军这时的作战计划是：“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为此，要迅速渡过赤水，夺取兰田坝、大渡口、江安之线的各渡河点，然后争取从川南的泸州或宜宾两地的长江上游渡江北上。《渡江的作战计划》(1935年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红军主力入川给四方面军电》(1935年1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第168～169、171页。不料，从26日开始与川军遭遇，接连打到28日，红军不仅未能突破川军的防线，而且伤亡惨重，损失达1500人。
土城战役的失利，使红军不得不放弃由泸州长江上游渡江北上的计划，改从元厚直接渡过赤水，进入川南。但入川之后，攻叙永城不克，至2月6日才得以占领珙县。而川军转瞬之间即蜂拥而至，北上宜宾的通路已被堵死，红军被迫又折向滇东北的扎西地区，以摆脱川军的追堵。红军虽然南下，目标却仍旧是北上，再加上川军和滇军这时已从北南两个方向压来，考虑到只有黔军最好打，红军因此突然杀了一个回马枪，沿着川黔边，再渡赤水河，打回了遵义地区，并且乘王家烈部毫无防备之机，再下遵义城，还顺势重创了中央军吴奇伟一部。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第17～18页;《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79，第195～196页。
对王家烈和吴奇伟部作战的成功，使红军对立足黔北开辟新的根据地一度又开始有了一定的信心。为此，红军以九军团在桐梓和遵义间吸引川军，以主力转进鸭溪试图打击位于仁怀、鲁班场的中央军周浑元部。然而，此役未能取得成功，红军不得不放弃立足黔北的设想，转而于3月16日经仁怀三渡赤水河，再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而红军此举再度使国民党方面怀疑红军又要北上渡江，因而调动川军和中央军等从桐梓以北地区西向，并调滇军向毕节集结，准备入川堵截。其实，红军此举只是虚晃一枪，因其17日即有决定，准备主力“南移寻求机动”，以求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因此，红军西渡后突然又掉头回师黔北，于3月21~22日四渡赤水河，穿过鸭溪、枫香坝地区，于31日南渡乌江，佯攻贵阳，然后先南后西，以急行军速度迅速通过黔西，进入云南境内，佯攻昆明后即于5月9日北渡金沙江，此后又于5月下旬抢在川军封堵的援军赶到之前，渡过了大渡河。接着，6月上中旬，从江西长途跋涉而来的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与从川北根据地前来会合的红四方面军，在达维镇会师了。
当然，会师后的红军也并没有能够真正跳出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由于红四方面军这时放弃了川北根据地，红军仍旧面临着在哪里立足的问题。中共中央这时因所率红一方面军兵力大大少于红四方面军，以至备受四方面军张国焘等人的挟制。因为张国焘坚持南下边远的西康等地建立根据地，拒绝接受中共中央等向北接通苏联外蒙，以取得接济的主张，最终，在毛泽东的力主之下，两支主力红军会师三个月之后，中共中央于9月10日乘夜秘密带领自己的数千部队脱离了四方面军，单独北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