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3日，刚刚向国民党投降的前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属军委总参谋部第五局局长兼军委动员武装部部长杨岳彬提供了一条十分重要的情报，南昌行营当即报送这时正在北平的蒋介石。杨说明：中共中央军委面对不利的军事形势，早做好了三种应变的准备，其一是集结全部力量在瑞金、石城之间或在瑞汀附近与国民党军决战，以图保数年所积聚之军用器材和中央苏区及其中央政府。此为上策。其二是如若决战失败，除以一部化整为零散布闽赣各处以牵制国民党军外，全部主力军将经安远、信丰、三南一带转进湘南，往四川或滇黔边境，与徐向前、贺龙两部会合，以图四川。“此议史达林(即斯大林—引者)实主之，以为中国各省四川最好割据，不畏经济封锁。若向新疆、外蒙发展，可取得苏俄直接帮助云。”今春中共中央曾派湘南籍干部多名潜回湘南各县布置交通路线，并闻有从湘赣边区抽调一部红军编为湘南游击队进兵湘南之说。在红军中上级干部以湘蜀人居多，“可知其在日暮途穷时当必实行此种企图。此为中策。”其三是如果南去之路被陈济棠南路军防堵严密，不能通过，“则将兵力分成数股窜扰闽南闽北闽中及粤之东原等处，牵制国军，以保存赣南之零星匪区及伪中央后方，为将来根据地。此为下策。”《贺国光致北平蒋委员长电》(1934年10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3049604。
很显然，杨彬岳所报，恰为中共中央此时之行动计划。而红一方面军也正是按照这一计划，在决战失利的情况下，采取了经过陈济棠部控制的安远、信丰地区转进湘南的行动方案。但是，这时正在北上视察途中的蒋介石，似乎并没有及时地得到这一消息。因为，他并没有及时地通知陈济棠这一情况。结果，陈济棠竟秘密与红军达成妥协，使红军86万人的庞大队伍，连同大批挑夫，于10月20日秘密渡过于都河后，轻轻松松地就借道陈部的防地，经过粤北，转入了湖南的湘粤边一带。等到24日陈诚发现红军已经西去时，即已清楚此时“进剿”军已“追不可及”，只能就近另调部队在湘南准备迎头痛击。《陈诚致开封蒋委员长电》(1934年10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304936。
蒋介石得此消息时，已至月底。他显然颇感意外。震惊之余，他于31日明令陈济棠、何键、顾祝同三人：“务将西窜匪徒聚歼于湘江以东地区，勿使漏网。如果堵剿不力，以后再任匪踪在其防线之内窜过，以邻为壑，则贻害党国甚大，不问其情形如何，当概以纵匪论。令出法随，决不宽假。除西路与北路各军如前电部署追堵外，切望南路军抽出廿团以上兵力，限十一月十日前集中郴州以北地区与西北两路军协力兜剿，以期克奏全功也。”《蒋中正致南昌熊主席、贺厅长电》(1934年10月3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3056029。
由于红军入湘，何键态度至关重要，蒋介石很快即任命何为追剿总司令，事先还特别密请与何键私交较好的驻外公使刘尘苏密往长沙，以为推动。他在电报中对刘称：“现赣匪主力溃围西窜，将达湘边已至最后之生死关头。吾人应运其全力，不惜牺牲，务于湘江以东歼灭之故，湘中部署不可备广力分，专以消极的防匪保境为目的，应多留活动力与赣中追击部队积极同负进击与兜剿之责，而以纵匪过境以邻为壑为奇耻。桂军方面尤宜切实与之联系，泯其畛域，释其疑虑，使湘桂与中央之合作关系从此愈臻圆满。凡此均为芸樵兄所应特别努力者。中亦期待甚殷，尚盼相与透切言之，失今不图，不特匪势坐大，湘桂川黔受其胁威，永无宁日，且党国前途实亦不堪设想矣。”《蒋中正致南京外交部转刘公使尘苏兄电》(1934年11月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30309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