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因不断地受到围追堵截，再加上马不停蹄地翻山越岭已经将近3个月之久，伤亡、逃跑和因累饿寒病而掉队者，数量巨大。到达遵义时，整个部队加上中央和政府机关非战斗人员，已经只剩下不足两万人了。而红军所以能够在遵义停留如此长的时间，与国民党内部的种种矛盾有关。这个时候作战力最强的中央军薛岳部，并没有把主要的目标放在进攻红军的问题上，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对此说得十分明白，即“职对黔粤桂均用极诚恳态度应付，务使我军确实把握贵州，以为西南军事据点。”蒋对此亦高度肯定，称“处理得宜，无任欣慰。”《贵阳薛岳东辰贵机电》(1935年2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卷亲批文件第四十一册，总2930号。因此，薛岳所部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在跟追红军到黄平、瓮安、余庆后，并不是向西北的遵义方向推进，反而是大举转向西南，进驻到贵阳周围地区，进而在贵阳鸠占鹊巢，反客为主了。薛岳还被任命为贵阳绥靖主任，王家烈原来用来防卫贵阳的主力却被调过乌江，推向了逼近遵义城的刀靶水、老君关前线，贵阳很快就成了中央军的囊中之物了。
中央军目的如此，已经追出湖南地界的湘军自然对继续参加“进剿”也不会十分积极了。刘建绪部因此停在乌江东岸的石阡、印江、思南、沿河一线，不再前进。何键更是反复请求蒋介石批准将湘军调回。桂系原本就和王家烈惺惺相惜，同病相怜，这时更是极力为王出谋划策，试图帮助王免去被蒋介石吞并的命运。因此桂军廖磊部进到贵州境内，不仅不去找红军作战，而且还成了中央军控制贵州的一大妨碍，以至于蒋介石很快就厌烦桂军在贵州的存在了。他不惜电请粤、桂方面撤退援黔部队，说是有中央及川、湘、黔等省军队进剿足矣。
这个时候对在贵州境内剿灭红军表现最积极的，只有川军。刘湘调集了14个旅，43个团的兵力，在上自屏山下到泰节，长达700余公里的长江线上进行设防，并以宜宾到重庆的长江两岸为重点。不仅如此，因为害怕朱毛红军进入四川，威胁重庆，或与川北红军合股，刘湘还特别积极地响应蒋介石出兵援黔的部署。川军郭勋祺、袁治、潘佐、廖泽及章安平四五个旅的兵力已陆续开进黔北。参见《南岸剿匪总指挥部潘文华部与中央长征红军在川黔边境战斗详报》(1935年1～3月)，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25)818;胡羽高编着《共匪西窜记》，贵阳羽高书店，1936，第页。基于与黔军交手的经验，再加上15日红军一部亦曾在松坎与川军有过交手，并击退了对方，因此，重新调整后的中共红军指挥机关并未对突破川军防线的难度给予足够的估计。
